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的这块百年木匾1997年迁庙时寄放在莫罕默苏丹路一间三层楼旧店屋内，店屋后来被卖掉，木匾则辗转落到本地文史研究员吴庆辉手上，后来在国大中文系研究员帮忙下，才促成归还木匾一事。
一块立于1905年的百年木匾在流失21年后，与立匾的庙宇“重聚”，结束在外“颠沛流离”的岁月。
重新找回珍贵文物的是目前设在裕廊西4道斗天宫内的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把木匾送回庙宇的则是本地文史研究员吴庆辉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
“水廊头”是莫罕默苏丹路的俗称，这座规模不大的大伯公庙，过去就坐落在南安会馆现址旁边，具体位置是莫罕默苏丹路与东发路交界处的角头。
水廊头大伯公庙“失而复得”的木匾上记载着陈冬发、刘崇正和振潮兴号在光绪26年（1900年）送地并建庙。但庙宇现任理事会去年刚刚庆祝创庙139周年，按这一算法，庙宇理应创立于1878年。看来这座大伯公庙的“身世”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寻获的木匾是大伯公庙1905年重修时立的，上面记录了59名捐赠者（个人与商号）的名字。陈冬发、刘崇正和振潮兴号除了“送地”，也在重修时各捐20元。木匾还记录了章芳林三名儿子章壬铨、章壬和与章壬荣，当时各捐20元。不过出最多钱重修庙宇的是胡瑞茂、李佐元、余怀良和陈冬生，各捐70元5角。
在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服务超过半个世纪的理事会主席郑亚味（80岁）说，庙宇在1997年因政府征用东发路地段被迫搬迁，他们一时找不到新地点安置神明，便把大伯公寄在粤海清庙。剩余物品，包括匾牌等，则暂寄莫罕默苏丹路一间三层楼旧店屋内。店屋后来被卖掉，寄放在那里的文物也就不知所终。
虽然木匾上说陈冬发等人“送地”建庙，但是郑亚味说，他们在1997年被迫搬迁时却是一分钱赔偿费也没拿到，有关当局查了各种档案文件后认定水廊头大伯公庙属于“违建”性质。
距离当年立木匾已有113年，郑亚味不认得列在木匾上的任何名字。他只知道大伯公庙早期的信众来自附近一些甘榜，包括莫罕默苏丹路、金炎路、东发路、宝角路、里峇峇利路和登路。
大伯公寄放在粤海清庙时，理事们每年一到大伯公旦，还是会回到水廊头办宴席和演酬神戏。1998年庆祝大伯公诞时，斗天宫的理事找上了他们，探讨能否一起组成联合庙。两组人事前完全不相识，是经人介绍后才坐下来谈合作事宜。
郑亚味说，他们坦白告诉对方，水廊头大伯公庙没有钱，也没能力筹募买地建庙的经费，没想到对方愿意在单独承担所有费用的情况下让大伯公晋驻斗天宫。
水廊头大伯公庙的理事后来还是筹了10多万元尽一分绵力，但是斗天宫的理事却把钱捐回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
2000年2月25日，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搬进耗资大约整千万元兴建的新庙，自此在裕廊西安顿了下来。
回头说那块百年老牌匾，它在店屋被卖时不知所终。牛车水原貌馆于2000年至2002年间征集文物时，有人把木匾送到原貌馆，但因没被选用，而由当时担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的吴庆辉暂时保管。
大家最初都不清楚木匾源自何庙，木匾上只写“大伯公重修”。吴庆辉翻查了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年）后，才知道它原来属于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却又不清楚庙宇是否还在或搬到何处。
国大中文系学者丁荷生教授和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联手编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时，有一天找上了吴庆辉并看到他代为保管的这块木匾。许源泰的一名中文系硕士生杨治中刚巧在研究斗天宫的历史，知道水廊头大伯公福德神庙就设在斗天宫内，于是帮忙联络庙宇理事，最终促成归还木匾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