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承办案件时，一般是分阶段收费，一直到案件完结。如果当事人提出上诉，还得再花另一笔不小的费用。
不愿具名的中型律师事务所诉讼部主管说，找律师代表时，客户签下的委托书，一般会列明是分阶段收费的。他说，律师承接一起官司时，初期有许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找相关证据和证人；预备各种呈堂文件，如宣誓书、诉状或答辩书等。
“什么时候开收费单给客户，很多时候靠的是普通常识，还有客户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和共识。”
林瑞莲等五人请的是tan rajah & cheah律师事务所、以cr拉惹高级律师领军的律师团队。
这名主管说：“开审前的准备工作耗了好长的时间和精力，律师当然得边做边收费。我不同意有固定收费，但觉得应该分阶段收费，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另一律师说，法律专业（专业行为）条例详列律师的收费准则，包括律师有义务通知客户专业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以及客户该如何支付服务费和诉讼开支。
“分阶段收费有好处，避免律师费累积，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所谓分阶段，也得视情况而定，可以是每月一次，或几个月一次。有时承办的案件，得拖个两三年才完成。律师也得吃饭，律师事务所也得缴租金、付水电费，如果没分阶段收费，要如何是好？”
他说，该条例也说明实际收费不能与估计收费差太远，“案件越复杂，收费越贵。”
以这起市镇会诉讼案来看，它涉及的课题并不复杂，主要是违反职责。
“但审讯进行时，诉方高级律师文达星如果提出较为复杂的法律论点，辩方代表律师就得费时去查找相关资料和证据，加以驳斥。时间就是金钱，一涉及时间，就有收费了。”
陈庆文副教授和三名律师的看法一致，认为不论输赢，双方肯定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到时诉辩双方得再垫出另一笔律师费。
陈庆文解释，市镇会、工人党和领袖其实是个别的法律个体，市镇会起诉林瑞莲等人，就好比一个公司，可以起诉董事失职。
他指出，这是有政治性质很强的民事案，被起诉的不是工人党本身而是该党的三个领袖，“民众的观念和印象是：这本来就是政治案。”
受访律师也认为，一些民众的观念不容易，甚至无法改变。其中一名律师说：“诉讼揭露的实情和事实，已不那么重要。”
陈庆文认为，本案涉及3300万元，答辩人最终可能只须承担一些付款的责任，而不是全部，“双方可能针对个别的赔偿项目上诉。”
一名律师说，案件审结后，在等候上诉期间，因为过程有间隔，律师要再花时间研究和阅读，这些也要计费。
换言之，上诉也须准备另一笔不小的律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