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通过的所谓《反外国干政法》，将会令澳大利亚国会犯下大错，这些法例将带来四个方面的不良影响。
滥用权力抹黑对手
首先，法例会掀起反华、疑华（即族种主义）氛围，类似于1901年国家宪法中的第二十五条（针对华人被各州排除拥有投票权），当时该“白澳政策”一直沿用至总理荷特（harold holt），最终由总理魏德仑（gough whitlam）废止。
这些法例将使我们回到“红色恐慌”的妄想中，并且危及任何出任公职的华裔人士，使他们很容易陷入“中国代言人”的泥沼之中。
其次，这些法例容许任何政府利用情报指控或暗示任何澳大利亚公民涉及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政，不管他是否是华裔、商人或政界人士。我们已看到有人被指称成为中国政府活动的目标，而他们本身并不知情。媒体在报导情报消息来源时，均用“不便披露的来源”作出空泛的指控，也不解释政府是如何向媒体提供数据的，而新法律将默许邪恶的政治抹黑存在。同时，新法律也存在政治缺口，利用所谓情报数据及滥用政府特权及实权去蓄意攻击对手，不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方式。
排外形象与贸易意欲的矛盾
第三，这会为国际贸易造成无法估量的成本，特别是对华贸易。政府将为监督商人和组织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不恰当心态下制定的法律将阻吓企业，因为企业会担心引发潜在争议和声誉上的损失。这些法例将使以前在环球经济中完全合法的商业交往成为违法活动。
第四，法例会使澳大利亚成为东亚南面一个慌惶和排外、但又同时想分饼吃的国家。澳大利亚期望与未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展开贸易，但同时又迁就本地政情的非理性恐华情绪。
指控报导缺乏具体基础
在6月27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刊登了一份报导，标题是“这位在任议员成为中国情报机关活动的对象”，受波及的是工党新州上议员王国忠。文章称：“据了解，澳大利亚情报机关指证称，怀疑中国政府情报人员与王先生有直接关系。”而这信息到底是来自于谁？报导又续称：“可靠的来源称，王先生可能成为目标，因为他有能力开通门路至更具影响力的工党政界人士。”这个可靠的来源又是否是政府消息来源呢？
出乎意料地，报导又澄清：“但没有证据显示王先生曾有不当行为，或有意传达任何信息。”报导补充：“无证据显示王先生……曾知道自己成为北京人员活动和针对的对象，尽管消息来源了解到国家安全机构收集到的敏感数据，显示王先生成为长期活动的目标。”这种基础为何可以构成为一篇新闻报道？……这个被抨击的王先生，被《悉尼先驱晨报》形容为“前卡拉ok歌手和市议员，最终遭到工党冷遇而未有获提名”。
澳大利亚有逾120万华裔人士，其中50万人在中国出生，按数目计算他们应该拥有10个联邦议席和数十个州议席；但现在这些针对王先生的指控和引起的争议，成为了烫手山芋，哪个华裔澳大利亚人敢出来竞选？
……这是新的麦卡锡主义……任何人在悉尼sussex街上与华人饮茶，就会产生嫌疑。
*因原文过长，将分两期出，下期会刊出作者从法理观点出发，解释澳大利亚现行机制及法例如何成为对民主自由的威胁。
*标题由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