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起，本地讲华语家庭的比例逐年下降，在约莫那个时候出生的千禧世代新加坡华人，几乎成长在一个以英语为主流用语的社会、一个开放并且能够拥抱各方文化的全球都市。
在身份上，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因此很多时候被视为比较不纠结的世代，他们常被要求带着‘新加坡人’的鲜明自觉去看待事物。
然而，身处多元种族社会里，这一群年轻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或忘记他们与生俱来的华人身份，
他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因应情境探索‘华人身份’的意义，进而思考新加坡华人有何独有特质，如何真正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产生认同？
随着中国崛起，相关思考显得更为迫切:华人身份与中国机遇是否衍生‘社会资本’？更贴近‘文化中华’，等同更有意愿追溯自己的根？
“没错，我们是传统主义者，我们认为本地南音艺术应该获得重视，继续传承下去。但同时，我们也清楚知道，这么说很主观。艺术形式那么多元，哪一种才能代表新加坡华族文化精神，真正值得捍卫，谁又说得准？”
在湘灵音乐社武吉巴梭路的社址，与音乐社成员交谈，一触及身份认同课题，湘灵成员之一李采遐（26岁）马上抛出这个问句。她说，每每谈及认同，一群人的话头很容易回到自己热衷的音乐上，但他们对南音的喜爱不盲目，也包含更深层的思考。
湘灵音乐社的核心成员都很年轻，几乎都属千禧一代，他们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相信是许多熟悉本地南音艺术者，对湘灵的印象之一。“年轻”这个标签，也与湘灵走向专业化的目标相契合，在湘灵的许多演出宣传册子上，都印上了音乐社成员的青春面庞。
不过，一些人可能不知道，面对文化传承的重担，这一批年轻人其实也抱着矛盾的心情。
例如，湘灵音乐上的革新，曾让南音这源自中国福建泉州的传统艺术，登上了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等国际城市的大舞台，但让年轻演奏者感到最忐忑的，却是2017年在新科大、一场回归传统的《御前清客》经典演出。
团员萧铭贤（25岁）指出，新加坡的观众对创新比较包容，实验性的表演“他们看了可能不会砸石头”，所谓的传统却很难立足。他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焦虑感：“我们会担心大家能够接受原汁原味的传统表演吗？我们会想：观众受得了吗？因为身为年轻人，我们对传统这个概念也有刻板印象，有时候自己也受不了。”
湘灵年轻人面对的难题，其实恰恰是许多本地华人社团如今面对的最大挑战：华社要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平衡，并且对年轻人的想法更为包容？萧铭贤说：“我认为活跃于华社的年轻人都想要挑战现有界限，希望华社能改头换面，但他们往往会感受到阻力。”
许多受访的年轻人对华社也还有另一期盼：他们希望打破语言疆界，让传统华社走出圈外，向更广大的讲英语社群伸出手，激发这个群体对认识华族文化的兴趣。
一些人更因此开始自发组织同推广华语和华族文化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降低参加的门槛，不让“不会讲华语和方言”或“华语不够好”，成为局限。
硕士生傅一嘉（24岁）就认为，年轻人并不是对文化不感兴趣。“更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文化，抱着可选择、可消费的概念，而华族文化的相关活动，没有成功进入我们的核心消费圈。”
根据2015年住户调查报告，在家中选择讲英语的家庭比率已超越华语家庭，讲华语家庭减至34.9%，讲英语家庭增至36.9%，但受访学者指出，讲华语未必是“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唯一指标。多年来投入华族身份认同建构研究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为了让更多华语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接触文化层面的东西，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也许是必要的。
他说：“当然，我们不应该接受平庸，但如果门槛太高，‘华社’的定义太窄，又要求年轻人接受各种现有规范，那真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结果错过了重振华社的契机。”
冈州会馆青年团主任黄钰清（29岁，自雇人士）受访时指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本地会馆的事务可能“连概念都没有”，而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她说：“也许他们觉得传统会馆的活动离他们的生活太远，所以我希望寻找更大的平台，把‘华族文化’带到社区。”
黄钰清与一群有相同理想并且活跃于会馆青年团的年轻人，下月25日将在碧山民众俱乐部举办一场嘉年华。取名“好嘢节”的活动，旨在把触角伸向更广大的广东人年轻社群。黄钰清指出，参与者可透过工作坊学习粤语，会场上有舞师和武术讲解，主要宣传和沟通语言将是英语。
尽管在冈州会馆的旗帜下，青年团也将筹备新活动，包括计划推出粤语学习班，但“好嘢节”却是黄钰清在会馆管理范围外，自发主办。她说：“任何传统会馆都有一套既定运作模式，这次主办嘉年华，我们的作风也许不是现有组织能够接受的，但这不应该成为一种阻碍。”
当华族身份认同碰上华语
在推广华语理事会众多理事中，本地英文诗人冯启明（45岁）的形象相对鲜明。他指出，自己在理事会的存在，很明显是为了拉近讲华语运动与讲英语族群之间的距离，但过去三年来，他逐渐发现，这是越来越艰难的任务。
他说：“尽管讲华语运动等推广华语与华族文化的活动，受众是广泛定义的华人社群，没有刻意设定对象，但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已经相信学华语很重要的人。这等于是在向已皈依者宣教布道。”
被问及两个群体间的隔阂是否真的那么无法逾越，冯启明说，那更多是因为心理上的障碍。
参与推广理事会活动策划期间，冯启明观察到，理事会有一“学派”，相信华语的使用必须纯正。“但这种纯粹主义无形中把好大一个群体阻挡在外。”
“同时，本地的文化与语言推广活动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它建立在某种羞愧文化（shame-based culture）上，传达出去的信息是：你是华人，应该要会讲华语。但这是非常老派的想法，与我们身处的时代脱节。”
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符诗专副教授分析说，新加坡年轻华人对族群身份是感到自豪的，但在语言方面，由于涉及政策与制度上的设计，很容易看到讲英语的人，对讲华语出现反弹，其一论述是高喊取消种族标签模式。“在英语的语境里，他们会说“i am not chinese, i am singaporean”（意指不要说我是华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只讲英语就好了，这过程中就把母语这件事给处理掉了。”
然而，近几年来，在讲英语的社群中，一些人开始对学华语和了解华族文化产生了兴趣，符诗专将之形容为“在地化的力量”，表示年轻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思考自己“有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
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萧作鸣也指出，讲华语运动已逐渐将重点转向关注下一代母语教育的年轻家长，以及那些已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与前年比较，由理事会主办的亲子才艺班参赛人数去年增加了10%，参赛队伍达300多个。理事会也将与高等教育学府合作，将运动的宣传工作交托给学生，由他们制作双语视频，推动鼓励年轻人讲华语的信息。
青年发展节目策划人唐羡珠（30岁）最近则在面簿个人网页上发文，询问朋友群中，是否有兴趣重新接触华语，并且希望以什么方式学习华语。她受访时说，自己有意在现有学华语的途径以外，为身边的人寻找轻松学语言的方法。
“我身边有好些人都表达了兴趣。其实，离开学校后，华语不是必修科，也可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对年轻人来说，负担就变轻了。也许学华语可以跟学韩语和日语一样，是很自然的事。”
权力下放青年团 宗乡会馆展现新面向
尽管未完全摆脱青黄不接的困境，本地传统会馆仍坚持一步步改革和引进新血的目标。过去三年来，200多家会馆中，青年团数目已从原来的30多个，增至目前约43个。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将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的工作，包括让会馆年轻成员自组委员会，筹划重点活动。
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主任陈奕福，形容此次计划为一项突破，是宗乡总会在推动会馆转型与发展青年会务的过程中，希望向外界展现的新面向。
陈奕福解释说，过去不管是部长对话会或是公益活动，主要都由宗乡总会青年委员会的15名成员筹办，当中多是已活跃于青年事务的领导，但下来类似活动的筹划与执行，将委任青年团团长负责组织活动筹委会，给予年轻人“更多表现的机会”。
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在2016年会员大会上发出“放心、放手、放权、放资源”给年轻人策划和组织活动的明确信号，希望为会馆注入新血和生气。陈奕福指出，宗乡总会如今筹划活动，对象群也放宽，要接触的是“所有本地华人，并非传统定义的华社群体而已”。
宗乡总会回答本报询问时指出，总会历年来推展的活动都达到显著成效。“通过与青年的互动与沟通，我们发觉，新加坡青年对于身份认同颇有意识，惟没有充分地实践。”
年轻华人务实看待中国机遇
中国软硬实力的渗透力日益增强，尽管并未稀释西方文化对新加坡年轻人的影响，但各方面数据显示，本地不少青年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中国经验”对职业发展的优势，中国文化传播力量也开始渗入。
这股也在许多地方吹起的“中国旋风”，是否会影响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社会面貌，或对“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确立，多少引起华社内外的好奇，甚至是焦虑。不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年轻人均指出，他们更多抱着一种“在商言商”的态度，是很务实地看待中国机遇，即使倾向“文化中华”，也不代表认同“政治中国”。
林洵康（26岁，实习律师）与周芹均（24岁，起步公司职员）曾在“国大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s programme）计划下，到上海生活与工作一年。两人最近刚回国，但已开始想念中国生活。
周芹均说：“我们真的很想回去。中国城市生活的便利与先进很有吸引力，例如透过微信就能叫外卖和完成很多琐事。”
而对于林洵康来说，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的身份其实已经很鲜明，在上海实习，当地同事清楚知道华语不是他的强项，也认识到他是新加坡人。他认为，有了这样的身份自信，到中国发展的新加坡年轻人并不需要畏畏缩缩，可以“利用同是华人的优势”，尽量去抢占更多商业上的利益。
林洵康也认为，即使是在外交方面，面对中国，新加坡不需要刻意去彰显主权意识。2016年，新加坡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留，新中两国关系进入低潮期，当时林洵康还在中国实习；尽管朋友之间没公开讨论此事，但他在微信平台上读到针对新加坡的负面评论，十分沮丧。
他说：“我很实际地看待这件事。我认为如果新中关系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削弱我们这群想要到中国发展的人原来掌握的‘资本’。”
目前在北京大学念商科的蔡溢涵（23岁），从小在讲英语的环境长大，但选择到中国留学，因父亲是商人，认为中国是有潜力的市场。他说：“如果你问我到中国念书的具体意义，我会说那是与中国同学建立关系。我希望了解中国市场。”
通商中国总裁孙雪玲指出，随着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断推展，以及创新经济的持续推进，通商中国观察到，一些年轻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浓起来，这群人渴望加强华语能力，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当下的快速发展，但他们发现，目前没有太多管道，能满足他们到中国实习的需求。
通商中国正在筹备与高等学府和多家企业合作，为新加坡青年创造更多实习的机会。继通商中国与义安理工学院推出“启航中国”课程后，它与另一高等教育学府共和理工学院合作推展的中国商务透视课程（china business perspectives），将在今年4月开课。
报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商务华语与中华语言文化类课程等的学员，也逐年上升，课程越来越受英文教育源流人士的欢迎。
根据本地大专学府提供的数据，到中国实习或交换的人数也普遍大幅增加。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大学与环球关系）黄载贤教授指出，从2012年至去年，在“国大海外学院”计划下，到北京与上海起步公司实习的国大生，人数翻了超过一倍，上个学年多达400人。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司长何致轩受访时说，随着新中经济关系蜕变，中国对于新加坡而言，不仅是终端市场，也是创意与资本的源头。他指出，以去年来说，国际企业发展局协助本地企业在国外推展的项目中，就有高达35%是中国项目。
在影视节目与流行音乐方面，“中国制作”的品牌在新加坡的口碑也越来越好?。中国大陆视频网站爱奇艺将新加坡视为海外关键战区之一；2017年，中国古装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登上搜索引擎谷歌热搜排行榜，是新加坡人关注的十大电视剧之一。
星和（starhub）内容业务部总监李素慧透露，在星和平台上，去年收视率最佳的十大综艺节目中，几乎都中国出产，包括《梦想的声音》和《爸爸去哪儿》，与过往有很大差别。与2017年前半年比较，对比同个播出时段的电视剧，中国电视剧的收视率到后半年也显著增加30%。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去年获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研究中国文化外交及流行文化；他受访时指出，与中国节目制作人的交流，让他认识到：中国目前把资源投入在创造自己的内容，这在文化传播上会达到一定效应，也可能对新加坡华人观众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不过，马炎庆与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符诗专副教授均指出，这同时也为新加坡提供了展现新加坡文化的更大平台。马炎庆以本地歌手向洋在《中国新歌声》比赛中取得优越成绩为例指出，这也能让中国人接触到新加坡年轻华人，了解他们的面貌。“例如，对方会知道，我们可以唱华语歌，也讲华语，但思路和表达能力都以英语为主。”
本地英文诗人、推广华语理事会理事冯启明认为，“新加坡华人”这个概念虽非常抽象，但其基础一定建立在某种特殊的认同上，而这与中国认同是不一样的。他说：“身边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崛起表达期待，但与其说是一种族群认同，那更多是他们对亚洲势力的强化感到兴奋，两者是可以清楚切割对待的。”
适当距离讲究平衡艺术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种族歧视问题虽必须正视，但“华人特权”的标签不应滥用，否则可能让不同族群对彼此产生误解，制造不必要的隔阂。
他指出，华社在讨论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时，必须谨记我们身处多元种族社会。与此同时，随着年轻国人更重视新加坡人身份，以及族群之间的理解加深，华人即使投入华族文化推广而变得更“华人”，或更关注中国，相信也不会被别人误会是文化沙文主义者。
他说：“你关注中国的发展态势，并不因为是某种文化认同，而是因为你知道那会影响全球华人，因此也会对你产生影响。”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也同意，新加坡应该积极看待一个崛起的中国可为我们带来的利益。他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犹如一种平衡的艺术；如果我们太贴近，与本地其他族群的距离可能会拉远，那就麻烦了。但要完全去疏离它，强调我们仅是新加坡人，那也不务实。文化认同不是零和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