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驻伦敦最高专员符祺霞在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回应杂志的一篇文章时指出，我国对家庭定义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常态，并不同于西方国家。过于迅速地推进社会改变，可能会造成社会分化。
英国《经济学人》在本月13日刊载的文章《条例浓于血》（rules are thicker than blood），是针对去年底我国一名男同性恋医生为儿子申请领养权不果的事件。
这名男同性恋医生远赴美国花20万美元（约26万8000新元）找代理孕母生下儿子。他事后入禀法庭要求合法领养儿子，让他成为新加坡公民，但法官以本地法律不允许代孕，人工受孕也只限于合法夫妻为由，驳回他的申请。《经济学人》的文章把这事件形容为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作者路易斯·卡洛尔的小说情节，指新加坡政府对家庭的态度是典型“维多利亚式”，意指旧时观念。
新加坡驻伦敦最高专员符祺霞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回应时说，我国对于稳固家庭定义的价值观和社会常态是保守的，也是国家建立政策与领养条例的基础。这与今时的西方社会常态有所不同，而即使在西方社会，它的社会常态也是近期形成且仍受争议的。
“推进快速的社会改变，尤其是具争议的道德课题，有分化社会并造成不必要后果的风险。”
符祺霞说：“我们无从知道哪些价值观最适于每个社会。《经济学人》可能认为新加坡奇怪且落伍（quaint and old fashioned），但时间能证明对社会改变采取谨慎态度是否更为明智。”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去年针对这起案件受询时也说，当局是因政策考量反对医生的申请。当局对领养孩子的立场是基于鼓励国人在婚内生育的政策。单身者通过人工受孕或找人代孕与这个立场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