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面对面
我国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81岁高龄依旧非常活跃。这几年，他出书论著、主持国内外论坛，忙于各种外交、政论、慈善场合，
不时在本地英文报章投文，分享关于时政、社会、国际事务的看法。
这些年来，他对我国同性恋法、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最低薪金制的一些公开讲话，显现了他对弱势及边缘群体的关心。
《联合早报》与许通美安排采访，希望聚焦国际局势。教授对待外交课题特别谨慎，选择电邮回复，但答允面对面，谈人生。
访谈开始他就自称“我是一个忠诚的人”，访谈最后，他的一段话让记者诧异——
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看起来更美好吗？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许通美是天生的外交家。你很难对他不高兴，就算他临场拒绝回答你事前提交的问题。
他说：“我说过的，我不回答和自己相关的问题，我太太不答应。”
他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微笑，慢声细语。
采访通过两部分进行。关于国际关系，许通美通过电邮回复。
在外交部五楼的会议室做访谈，许通美说：“谈工作吧。你知道我有10份工作吗？”他的语调专注而真诚。
许通美唯一应征的工作是到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教书，在1971年至1974年间担任新大法学院院长。“我至今还是被外借到外交部的国大法律系教授。”
最近，许通美与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scott wightman（魏特曼）合编的“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新英200年）出版，首印2000本已售罄，加印彩色版本。新书从新英学者专家角度，梳理我国开埠历史。
去年，他与前副总理贾古玛教授、高级副总检察长余文正，撰写了“pedra branca: story of the unheard cases”（《白礁：两起未审理的案件》）；聚焦新加坡老一辈与新一代外交与法律专才，在2017年及2018年准备通过国际律法捍卫白礁主权的幕后经历。
年初，他因病抱恙休息，之后依旧马不停蹄，受访时刚从日本主持“日新对话会”回来。他还是600多名学生的国大香灰莉木学院院长。他说目标是把世界带到学院，把学院带给世界。他通过人脉，举办讲座聚餐，也在情感上为学生家长付出。
去年4月，学院的19岁学生王凯婷车祸丧命，许通美通过行动安抚家长。他说：“她是唯一的孩子，父母非常心痛。我出席葬礼后对他们说，我没法让凯婷死而复生，但我和学院不会忘记她。我们会做两件事，在校舍对面种一棵香灰莉木，我做了。今年4月，我们做了第二件事，设立并颁发‘王凯婷生物多样性学术奖’。”
许通美也是国大国际法中心主席，多个国大咨询委员会主席，多个慈善与艺术团体名誉赞助人。在法律与外交以外，他格外上心的是教育下一代。“我的bread and butter （薪水来源）是法律和外交。其他都是因为我喜欢，因为爱。”
接受种种不受薪委托，许通美说所有疯狂背后都有逻辑：“那个逻辑就是，我想要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问他怎么定义美好，他不假思索回答：“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更繁荣的世界，更具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更有爱心的世界。”
访谈开始，许通美就说：我爱我的工作，而且我对机构非常忠诚。
不仅对机构忠诚，他曾在2015年写给孙儿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要对国家、伴侣、大学、雇主、朋友也忠诚。访谈时，他提及自己即将90岁的验光师——star optical的廖学槙，以及87岁的裁缝师——wai cheong的关振荣，指着自己身上的大衣外套西裤衬衫说，全身上下都是他们的杰作。
许通美说，尽管孩子们劝他换一身新式的，他就是不愿意。“我绝对不换裁缝，直到关先生退休为止。”
许：我不知道这是缺陷还是优点。但我就是忠诚。我在发展银行董事会服务九年，我的银行从此是dbs／posb。我不会更改。我有五年时间在新电信董事会服务，singtel就是我的电信供应商。这就是我。
记：这是与生俱来的？
许：年轻人会说这是一种缺陷！哈哈……我总是被人们不忠诚的行为吓到。我有一个朋友是新电信老客户，后来我发现他变成敌对供应商的支持者。我跟妻子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妻子说，他可能觉得自己为新电信已经竭尽忠诚，为什么不可以转而支持对手。我说这样做是不忠诚！对我来说不可理喻。
记：您是在什么阶段，决定对某个事物、人、机构或机制忠诚？
许：我不需要决定，这是我的生命哲学。对人，我效力过、共事过的人，我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甚至我的学生，我教过的，我们会成为终身的朋友。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绝对会帮。
记：您如此忠诚，若对对方有所不满，会怎么做？
许：我会很有礼貌地将我的不满告诉对方。
记：有没有任何例子——在重复说了以后，对方还是没改变，所以您决定离开。
许：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哈哈……到目前为止，我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记：是的，我读过您的这个说法。
许：是的。快乐，很少不快乐的情况。
记：是不是因为您专注于快乐的经验？
许：我就是生来乐观，一个乐天的孩子，永远看着事物光辉的一面，永远看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我不时因此和太太有分歧。她说你总是替别人找借口，我说不是，我只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你不要只看缺点，而忽略优点。
记：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您可以那么忠诚。您总是把目光聚焦在优点亮点，而不是缺点上。
许：是的，哈哈，我忽略了不够完美的部分。我的哲学是，多数人其实都是好的，他们都设法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时，许通美突然把话题转到记者身上。他说：“包括我对记者的态度。大多数公务员不喜欢记者。他们认为你是捣乱者。（记者：哈哈……）我说，不不，我对新闻工作者有正面的评价。我们需要他们，而且我认识的新闻工作者，大多都是好人。”
记：您在书里说过，您挺喜欢和新闻工作者交往。
许：哈哈，是的。因为他们有见识，对世界有好奇心。我在美国的时候（许通美从1968年开始直至1990年代，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身份出使纽约联合国总部及华盛顿），新加坡和美国媒体争执不断，我有很多新闻界的好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李光耀先生问我：怎么可能？他们不喜欢新加坡，但是他们喜欢你！哈哈哈！
记：怎么可能？
许：我说我们都是人嘛。我们不用总是谈政治。我说，我和重要报章的新闻工作者关系良好，其实符合了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记：所以当政治上我们正和当地媒体争执，您还是可以拿起电话和他们和气对谈？
许：当然。
记：这之所以您是外交家的原因。天生的外交家。
许通美致力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记者很好奇：他经年累月想要把世界变成他所要的样子，他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往那个方向推进了吗？
许：整体而言，世界已经变得更美好。虽然我们看起来似乎并不这样。
记：没错，我们看起来确实不是这样。
许：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指着记者）
记者忍不住放声大笑：“哈哈哈，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为什么？”
许：不，是事实。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因为新闻工作者偏向报道坏消息，不报道好消息。真是这样。我们对世界的观点被报章的内容、电视的影像、收音机的报道过滤。我不是怪你个人，但这是新闻作业的方式。所以我们的思维被媒体影响，被普及意识影响。
谈话至此，许通美推荐记者阅读一本书，是已故瑞典卫生学教授、无国界医生hans rosling（汉斯·罗斯林）去年与儿、媳合著的“factfulness”（《真相》）。书中对10个国际问题做了研究。《真相》的简介这样说：许多知识分子对全球贫穷人口比例、平均寿命、男女教育机会等课题的看法是错误的，“错误程度就连大猩猩任选答案，都会比教师、记者、诺贝尔奖得主或银行家来得准确”。
根据《真相》，如果把全球约70亿人口分成四个收入阶层，日收入少于最低两美元，或多于最高32美元的阶层，个别有10亿人。其余50亿人处在中间两个阶层。
许：这就是我们没听到的好消息。全世界，不仅在中国，过去30年，很多人脱贫。我们看轻了我们减少贫穷人口、提高收入的成绩。罗斯林也问了一个让我惊讶的问题，你认为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是几岁？
记：或许是六七十岁？
许：正确答案是70岁，我很意外。所以读了以后，我更乐观。因为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和平，比我们想象的繁荣，比我们想象的平等，比我们想象的绿化。但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只是地球被破坏等坏消息，我们总认为情况越来越糟。世界确实不完美，不过我们应该乐观，而不是悲观。因为过去30年，我们确实让世界更美好。
记：我们应该继续指出世界的问题吗？
许：当然要。我们不能自满（记：哈哈……）但媒体要比较平衡客观一些。不然，读你写的文章，我会觉得世界很糟糕，事情从糟变得更糟。
记：所以，没有这回事？
许：没有。如果你看数据，没有。这本书的好处是，它只看数据，不是观点。去读吧！
记：好的，我一定去读。谢谢推荐。
电邮问答录：新加坡已从李光耀逝世的损失中恢复
问：您在1990年的文章中说，新加坡小国寡民，但因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际地位和国家的成功，我们的角色与影响力超越面积同等的国家。您也说在华盛顿担任使节期间，李光耀是您的王牌。您会如何评价我国今天的国际角色与影响力。
许：李光耀的逝世对新加坡和我们的软实力是一大损失。我想我们已经从那个损失中恢复过来。今天，新加坡因为繁荣、安全、良好治理、性别平等、种族与宗教和谐，以及在水源、城市建设、都市化、金融科技、国际法等方面的领先思维，而被他国尊重。我们被他人推崇，也因为我们一直是国际好公民，在区域和国际机制里扮演积极而具建设性的角色，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问：李光耀曾说，在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新加坡要做一只有毒的虾米。您会以什么来形容今天的新加坡？
许：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国防部与外交部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永远会以外交作为护卫新加坡利益的第一手段，解决分歧与争执。不过，万一外交失利，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防卫新加坡，威慑侵略。我希望新加坡以外的人，害怕我们的国防部，喜爱我们的外交部。新加坡需要优秀的外交官，也需要优秀的士兵。
问：在年初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中，您和王赓武教授有一段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对谈很有意思。王教授认为软实力是西方名词与概念，与西方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提供给世界的，不能以西方的“软实力”定义，因为那必须经历刻苦学习。您怎么定义中国软实力。
许：我并不同意王赓武教授当时说中国没有软实力的说法。任何人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礼，都会赞叹于中华文明的精彩纷呈。这就是软实力的一种。中国过去40年了不起的经济表现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另一来源。现在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学中文，反映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吸引力。中国在2018年的《软实力30》报告书里（soft power 30）排名第27。
问：您会如何形容眼下的中美关系？两国能否逃过战争的命运？
许：中美关系重要且复杂。它们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新加坡和两国关系友好，我们希望两国能够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我们观察到，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观点经历了根本的改变。美国的新共识是，两个国家进入了战略竞争的新时代。这个竞争不仅在经贸上，也在科技、军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作为小国，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影响力。我们热切希望他们以智慧经营两国关系。我不相信中美的命运是战争。
问：新加坡要如何应付世界新秩序？
许：世界处于变动状态。单极世界已转型为多元多面世界，现在谈世界新秩序是否已成型还太早。不明朗时期，新加坡要保持警觉、灵活、敏锐。我们会维持与所有强国保持紧密关系，但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政策。我们将继续推行让新加坡对世界有意义、有用的政策。
30年艺术发展重造新加坡
在诸多工作中，许通美对文化发展向来情有独钟。他是国家艺术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1991-1996），也是国家文物局的第二任主席（2002-2011）。
问他怎么看我国过去几十年的艺术文化发展，许通美说：“我觉得过去30年，我们在艺术发展方面重新创造了新加坡。这应归功杨荣文。他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1990-1999）的九年里，改变了新加坡。
“他把文化艺术变成一个重要议题，协助两家艺术学院（南洋艺术学院与拉萨尔艺术学院）发展，颁发很多本地及国外奖学金给青年艺术工作者。他让艺术团体有租金廉宜的活动空间，大体提升了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地位。他创建了新的博物馆，譬如亚洲文明博物馆。”
谈到自己多年参与最有满足感的方面，许通美提到担任国家文物局主席期间，国人参观博物馆的普及化。
“一开始我很不高兴：每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少过50万人。我每次到财政部要钱，他们就说，拿数据给我看。他们拿图书馆做比较，说我们不达标。我说，怎么可以拿博物馆和图书馆比？这是拿苹果和橙子比较。但是我说，我接受挑战：三年内，让参观人数增加一倍。
“结果，我超过了100万！之后我说，再给我三年，我会让人数达到200万。在第九年，我的目标是让参观人数达到300万。我就差了这么一点点！但现在，我们的数据是超过300万人。”
我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今年一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家级博物馆及文化遗产机构的参观人数在2016年突破了500万。
许通美说，参观人数是一回事，重要的是让新加坡家庭，把参观博物馆当做一件有趣的事。“还有用博物馆教育民众，让他们了解这个区域。我担任国家文物局主席的时候，就很自豪；我是第一个把焦点集中在邻国的文物局领导。不要只看纽约、伦敦或巴黎，我们在东南亚，要对区域了若指掌。每年，我带领博物馆、档案馆团队，拜访一个亚细安国家。九年里，我们拜访了所有亚细安国家。我们开始了亚细安博物馆馆长座谈会。”
关于我国不少艺术工作者埋怨缺乏艺术展示空间，许通美说，还未有市场名气的青年艺术工作者，应该都面对这个问题。他认为，与其要求政府提供展示空间，艺术家和艺术院校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我们缺乏的是艺术家合作社。艺术家应成立合作社，一起拥有空间、展示作品，支持青年艺术工作者。”
他说国家机构无法参与艺术的买卖，但是院校可提供展示空间。“艺术学院不应只是局限于教育，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学院不成立各自的画廊？可进行买卖交易的画廊？艺术学院的画廊要和一般画廊不一样，他们会把重点放在支持青年艺术工作者身上。
“艺术学院不该觉得学生毕业了就和自己无关，你要协助他们生活、生存，要让世界发现他们。怎么做呢？展示作品。商业画廊做不了，为什么南艺、拉萨尔不可以自己做？如果我是这两所艺术学院的负责人，这是我会做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