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华侨中学将在本月21日举办的百年校庆万人宴上推出纪念文集《百年华中情》，书中收录许多校友执笔的华中历史回顾文章。
《联合早报》结合文集资料以及同编委会的访问，
透过呈现华中校史里程碑和大事件，勾勒华中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以及本地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
《百年华中情》由华中董事部和华中校友会联合出版，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独资子公司‘焦点出版’负责编务制作。
华侨中学建校100年一路走来，曾在动荡时局中起伏，也多次走在教育变革的前沿，勇当先行者。一部华中校史，从侧面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变迁和教育政策演变。
由华社领袖陈嘉庚倡办的华中，是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为南洋教育史掀开新篇章。
华中于1919年3月21日开课时，教师有13位，学生有93名。它的第一所校舍设于尼文路（niven road），1923年搬迁到武吉知马路现址。
《百年华中情》执行编辑杨绍强为文集撰写《波澜起伏在山岗——华中100年纪要》一文，追溯华中10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变迁。他写道：“华中的创立标志着南洋教育的进化，由小学阶段进入中学阶段，意味着华人各帮打破地方主义，愿意放下畛域之见，在办教育这件事情上团结一起，为南洋各地华人子弟创办中学校。”
杨绍强热衷研究本地学校历史，是华中和华中初级学院校友，曾出任华中国际学校校长。他受访时说，在华中成立前，本地华社筹办了不少华文小学，华人子弟完成小学教育后，得回返中国才能修读高等教育。当时推动及协办道南、爱同以及崇福等小学的陈嘉庚，凭着远见和开拓精神，发动华社筹办华中，过后也持续出资支持华中的发展。
上世纪30年代，创立不久的华中响应东南亚各地掀起的抗日运动，学生积极为抗日筹赈出力。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华中召开会议，成立由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筹赈会）。
杨绍强说，那时的海外华人视中国为祖国，本地华校生也不例外。南洋筹赈会成立后，华中生在校长薛永黍带领下，投入卖纸花和纪念章的抗日筹赈活动中。 “华中学生参与筹赈活动，体现他们身为学生，除了读书，也关心时局。”
二战后，东南亚各地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随着新加坡进入动荡的50年代，华中学生也卷入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
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1955年的福利巴士工潮等重大事件中，华中和中正总校是当年华校中学生发起校园集中（即占领校园）和罢课行动的主要场地。
“五一三事件”中，华校生抗议殖民地政府颁布《国民服役法令》，华中生与其他华校中学生集体到总督府请愿要求缓役，被警察镇压和驱散，也有学生遭逮捕。千余名来自各中学的学生在华中进行校园集中，先后持续22天，最后在董事部斡旋之下，殖民政府答应让学生缓役。
《我的黑白青春》作者林清如在为《百年华中情》撰写的《难忘山岗的青春季》中写道：“五一三事件深具历史意义。那时正是世界许多被殖民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同学们成功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服兵役，是对殖民统治的合法性的公开质疑，是接踵而来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的反殖民和独立运动的先声。”
林清如一家七兄弟都是华中校友，二哥是左翼领袖林清祥。
杨绍强指出，华中学生虽然受左倾色彩理念的影响，大多数秉着争取自主独立的精神，希望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对推动国家观念的形成，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此外，学潮也促使当时的立法议会正视华校生受不平等待遇的问题，促使林有福政府推出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的教育政策。
然而，林有福政府后来展开肃清左翼分子行动，被一般民众认为是攻击华校、华族语言文化的举措。当自治邦政府在1961年开始推行中学改制，即从“三三”（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中学四年、高中两年）制，也受到华校生的反弹。
尽管改制是为统一各源流学校的学制，但许多爱护华文教育学生担心华文教育受到压制，引发华中及其他学生展开罢考。但此次罢考并没有得到家长和社会人士广泛支持。华中在1962年开办两年制高中，也称大学先修班。
站在教育变革最前端
教育部在1970年决定开办10所初级学院，取代各中学的大学先修课程，华中初级学院于是在1974年创立。华初是继国家初级学院之后第二所初院，也是首个政府辅助初院。
政府自建国以来推行双语政策，以英语为各种族的共同语言。随着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英文源流学校，华中同那时许多华校一样，面对收生锐减，学业表现走下坡，陷入创校以来最低潮。
政府于1979年在九所历史悠久的华校推行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 assistance plan，简称sap），开办华文与英文同为第一语文的源流，华中是其中一所，这也为华中带来了转捩点。
1979年至1999年出任华中校长的杜辉生受访时强调，开办特选中学不仅是为培养双语兼通学生，更重要意义在于维护华校优良传统。他指出，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在回忆录中肯定华校传统价值观教育，培养出良好素质，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献身精神的学生。
杨绍强也指出，上世纪70年代，旧南洋大学已面临关闭的厄运，很多家长不让孩子报读华校，也是担心孩子日后没有升学途径，华中那时如果没有成为特选学校，很可能会同其他华校一样，转型为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府学校，或被历史洪流淹没。
转型成为特选学校后，华中迈入新发展阶段，除了加强对英文第一语文的教学，也在杜辉生的带领下整顿校务。1988年，教育部推行自主学校计划，让校方在管理学校及规划课程等方面，有更大自主权，以发展各自的特色。华中、圣约瑟书院和英华中学接受挑战，是当时的“开路先锋”。
华中和华初在2005年合并，配合教育部政策，成为推展六年制直通车课程的五所学府之一。这也是华中自主后另一项重要里程碑。课程让中学直通初院，不必参加o水准会考，旨在提供更多元教育选择，拓展学生的视野。同年，考虑到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教育部支持华中成为第一所推行双文化课程的学府，目的是培养双语兼通、学贯中西的人才，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中西方文化和商业枢纽的地位。此外，由华中董事会设立的华中国际学校，也在2005年正式开课。
杨绍强在总结撰写华中百年纪要的感触时说，华中经历各种社会和教育制度的转变，尤其在60年代后，经常处于教育变革最前端。“这不全然是幸运，也是对华中实力的肯定，体现了华中自强不息精神。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文集在回顾华中校史时，都没有回避，希望将这些资料留给后代华中子弟去探索。”
纪念文集会同全套校徽纪念礼盒，装在由华中校友，也是本地绘本作家阿果（李高丰）设计的环保袋内，每套售价60元，在校庆宴会场出售。编委会在年底校庆活动结束后，会将纪念文集增订本数码版上载校友会网站。
见证华中转型 “推土机”校长杜辉生：做该做的事
在华中掌校21年的杜辉生，先后见证华中转型为特选中学和自主学校，他趁这两个契机，推动多项领风气之先的措施和项目，让华中有突飞猛进的表现。
杜辉生是华中第17任校长，也是首位回华中服务的校友。他在1979年就任校长前，曾担任裕廊中学校长10年，后来在时任华中董事长陈共存等人的邀请下回来掌管母校。
杜辉生说，他回母校服务不是因华中将成为特选学校，而是“一心要为母校做点事，把学校搞好”。
上世纪60年代末至1978年，华中收生减少，成绩走下坡，这期间陆续换了五名校长，学校士气低迷。
华中成为特选中学后，杜辉生须维持华中在华文的优势，也得向社会大众证明华中有能力教出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学生。但他当时不把焦点放在拼成绩。“成为特选学校，并不表示我们很特别。这是教育部给我们这几所华校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让我们去做教育该做的事。我们有教育部提供师资和资源，搞好成绩不难。
“我更注重搞好校风，通过校际竞赛等活动凝聚爱校精神，以及如何将学生培养成栋梁之才，让他们在社会站稳脚步。”
华中接受挑战成为第一批自主学校后，杜辉生继续大力推行各项措施，包括1989年取消年中考试，成为本地第一所为学生减少考试压力的学府，以及在90年代初到中国招揽当地顶尖学生，成为本地首所颁发奖学金给中国学生的学校。杜辉生说，招揽海外优秀生的用意是让华中生领略人外有人的道理，同时让两地学生建立同窗之谊，达到互惠。
“我素有bulldozer（推土机）的外号，也就是时机到了，认为该做的事，我就放胆去做。”
《百年华中情》校史回顾摘录
■北大校长蔡元培访问华中
华中创立初年曾邀请到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前来参观和访问，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中国教育家蔡元培是其一。
蔡元培是在1920年12月5日走访华中，所发表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被誉为一个能反映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演说，在本地和中国教育史上皆有深远的意义。
目前担任华中高中部“中国通识”课程教育咨询的梁勇，在《百年华中情》撰写的《惊鸿掠影——蔡元培访问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中写道，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年是受北洋政府委派，前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途径新加坡，促成访问华中之行。
蔡元培在演说中阐述他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以及女性教育的见解。
梁勇写道，蔡元培在演说中以较大篇幅探讨人格教育的课题，强调在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方面，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此外，蔡元培也在演说中倡议新加坡开办女子中学，间接推动了1930年南洋女学校改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成为一所女子华文中学。
■“陈胡校门之争”
陈嘉庚和胡文虎当年为“华中校门事件”交恶，为此闹上法庭。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是在1928年担任华中董事会主席，前后仅两年。
华中高中部双文化课程中国通识讲师沈仪婷博士在《从胡文虎与“华中校门事件”谈起》文中写道，当时的华中占地广，却没有校门，胡文虎出资兴建两座校门，建好后还在校门右柱上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胡文虎是客帮的领袖，他在华中校门署名，引起华中“闽帮”董事的不满，他们担心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整所学校是由胡氏兄弟捐建。
陈嘉庚作为闽帮的领袖，在报刊上指责胡文虎，还召开特别大会讨论此事。隔日，校门上的署名被去除。胡文虎于是和陈嘉庚对簿公堂，在上世纪30年代是轰动华社的大事。
事件最后以胡文虎辞职收场。沈仪婷认为，此事与其说是闽帮与客帮之争，不如说是陈胡在商业上的竞争较劲，以及两人处事风格之间的摩擦。两人二战后冰释前嫌，还携手为团结海外华人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