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我国去年经历了数次极端天气——
全岛出现21.2摄氏度低温；强雷雨为北部带来降雨与罕见冰雹；东海岸海面出现水龙卷，把帆船吹上陆地；强风造成林厝港地区农场遭到大面积损毁。
美国政府公布的大型气候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确实存在，且几乎肯定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若不大幅度削减碳排放，气候变暖还会进一步加剧。
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课题，小国如新加坡的作用何在？身为小国国民，个人和群体又如何应对？
去年底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近200个国家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差点谈不拢，新加坡担起协调任务，在促进各方共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引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简称cop24）大会主席、波兰副环境部长库尔提卡的话说：“没有卡托维兹的成功，就意味着巴黎（会议）不成功。”
在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上，新加坡向来以“诚实中介”（honest broker）的身份，中立地带领各方在艰难议题上达成共识。虽然cop24比原计划迟一天结束，但与会各国最终顺利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我国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进程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代表新加坡的环境及水源部首席谈判代表张俊兴（51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独家访问时，分享了我国在参与多边气候谈判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说：“我们是小岛国，对他国代表团不具威胁。其他国家也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长期在应对气候变化课题上表现良好，言出必行……因此我们常被邀请担任谈判协调员，帮助各方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影响全球，无论是因海平面上升面对“亡国”威胁的太平洋小岛国，或是被视为主要碳排放国的超级大国，每个国家在气候变化会议上都会维护各自利益，不会轻易让步。
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去年在cop24结束后发表面簿贴文指出，我国在会议中协助促进两个关键谈判，分别涉及温室气体排放限制与碳信用额交易。他指出，这一成功来之不易，并对我国能参与推动复杂的谈判、制定细则，感到欣慰。
除了我国谈判代表，大会主席也邀请马善高，同挪威的对等部长一起协助推进当时仍未达成共识、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部长级谈判。
领导我国谈判小组参与会议的张俊兴补充道：“一些小岛国的确面对生存威胁，他们会提出很极端且不实际的目标，并急切地想在短期内就看到成果，还反过来认为我国制定的措施不足够；另有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得更多。
“身为立场中立的谈判调解方，我们与挪威代表团共同听取了各国说明后，做出最好的判断。我们也尝试让谈判各方看清大局，如果一方无法做出调整或妥协，整个议题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的谈判小组由多个政府部门代表组成，自参与了2015年的cop21，也就是那场制定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会议以来，便积极投入谈判工作，推动协议的实施。
张俊兴说：“在会议上，你能感觉到各国代表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已比较深切，大家看到了问题所在，也需要解决方案。问题主要来自于谁应该做什么，须付出多少，落实行动的时间点等细节，这也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
自然农耕 把碳“锁”在土里
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善用“中间人”的智慧，协助各国达成气候行动共识；本地社群则积极实践民间智慧，从个人做起，发挥群众力量为气候变化带来一丝转机。
“城市农夫”邓洪斌（63岁，退休者）坚信通过自然农作法，把碳“锁”在土壤中，以此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邓洪斌目前在本地首个农耕义工团体“聚友爱”（ground-up initiative），位于义顺卡迪地铁站附近罗弄真查鲁（lorong chencharu）的园地里耕种。他日前带记者参观了所负责的农地，并介绍说，只要泥土逐步变成黑色，就能证明当中封存有二氧化碳。
邓洪斌说：“这其实是腐殖质（humus）在发挥作用。它的形成过程复杂，植物吸收阳光，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经过光合作用制造碳水化合物，再经过植物和土壤微生物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后，产生泥土腐殖质。这也被视为一种碳封存的过程。”
腐殖质能让植物生长得更好，但这类黑土不能裸露，也不能使用化学肥料。如果耕种得当，普通泥土一般需约三四年就能达到“锁碳”目的，变为黑土。
邓洪斌认为，政府通过减排对抗气候变化的同时，本地若能发起更多农耕活动，加大碳封存量，不失为另一种解决方案。
对于这样的坚持，他直言，“不乐观，但还是要做”。
邓洪斌近期也受邀到一所中学进行义务指导，协助校方设立菜园。他希望能借此把这类碳封存的做法传授给年轻学子，让自然农作的环保理念生生不息。
非营利组织聚友爱设有手作、农耕和教育三大部门，主要推广园艺和农耕活动。
聚友爱成立10年来受到不少公众推崇，吸引了不少同道中人参与活动。全职志愿者协调员邱卉颖（28岁）认为，农耕活动能让人最直观地体会到气候的转变。
她说：“近年来我们开始有点抓不准气候变化的规律，蔬果的生长周期被打乱了。就好像每年12月是雨季，去年年底却是炎热干旱天。”
邱卉颖也认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其实离我们不远，并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人们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视为己任，就能发挥群体力量，来应对必要的改变。
“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有趣的活动来传达这一信息，吸引更多不太关注环保课题的公众，一起加入爱护环境和地球的行列。”
“气候对话”发挥群聚效应
老实说，我觉得很多本地人其实都很关心环境课题，只是他们不太懂得如何付诸行动，平时也不会谈论它。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每个关注这个课题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孤立的，导致我们在对抗气候变化上，始终达不到‘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
非政府组织“气候对话”（climate conversations）创办人之一的简森（chris jensen，39岁）如是认为。
简森建立平台让人们交换意见，目的是要让人们多谈论各自喜欢和关心的事物。他说：“我们创造一个让人们分享故事和发问的空间：到底什么是气候变化，我们能做什么？为什么要有所行动？通过对话，我们更了解现状；通过分享，我们了解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然后再来思考，气候变化对个人或孩子意味了什么，由此鼓励参与者把担忧化为行动。”
他笑说，通常参与者谈到一半，就能意识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糟。
“气候对话”两年前成立，至今已举办了60场活动，吸引了约400人参加。
简森说，过去两年来，组织所传达的信息，让公众重新意识到团体力量不可忽视；它同时也是一座桥梁，让公众通过对话活动认识更多环保社群，并以此为起点，为对抗气候变化尽一分绵力。
去年参加过一次“气候对话”的李文仪（21岁，大三生）在活动后深受启发，随即加入了该组织的对话协调员培训，今年1月在校内举办了同样性质的对话活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英国文学的李文仪说：“我虽关注环境课题，但以前不知道自己能贡献什么，直到朋友推荐了这样一个活动让我参加，当下我就觉得找到了组织。”
通过自己举办的校内对话活动，李文仪发现，原来大部分同学对气候变化课题并不陌生。
她说：“他们在网络上看过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视频，加上从小读书就接触这个课题，大家都很清楚未来面对着什么问题。不过，通过活动我发现，同学都认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太难解决，个人力量又太渺小，无法改变些什么。但让我欣慰的是，他们并没因此沮丧。”
“零塑”影响可期
少用一个塑料袋或一次性餐盒，虽无法放慢地球越来越热的步伐，但有人相信，杜绝使用塑料袋或一次性餐盒，是长期对抗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第一步。
纪诗慧（37岁，项目总监）和陈慧婷（20岁，大学生）年龄相差17岁，但两人的环保行动却十分相近——前者自称“打包女孩”（tabaogirl），出门在外必自备容器，拒绝使用塑料袋或一次性包装；后者则设立取名为“nocarrierpls”（意指谢绝塑料袋）的专属账号，上载自己如何避免使用不环保的包装。
两人在两年前开始通过社交应用instagram发挥影响力，分别拥有3000多名关注者。
纪诗慧说：“要跟人谈论气候变化课题很难，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大概念。但民以食为天，我觉得食物或许能成为这个课题最直接的切入点，人们也更容易理解。”
纪诗慧除了拍下自备容器打包食物的照片，也记录每一次省下的塑料包装，以照片说明自己的环保行动。
她说：“之前有人跟我说，我的付出是没有意义，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样做有用，所以我决定记录每天如何自备容器，同时又省下了多少即用即丢包装。”
“试想，如果这样一份清单乘以400万人，那会是怎样的规模？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引发其他人的好奇，促使他们去了解并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小改变，而只要更多人相信这样的改变是有可能的，就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陈慧婷认为，不使用塑料袋并不会逆转气候变化趋势，但人们一旦改变了行为习惯，就会更具环保意识，久而久之，就会改变其他生活习惯。
她也说：“塑料袋虽然只是整体环境和气候挑战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消费者都群起罢用塑料包装，那应是最容易改变业者经营思维模式的方法，以此推动大环境的改变。”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部分资料来源：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
有研究证实，本地红树林中储存约45万公吨碳，相当于62万名国人每年制造的碳排放量。
国家公园局特别针对红树林开展保护和修复工程，如德光岛沿海地区，并在马西岭公园西部种植1000多株红树林树苗。
减少碳排放的碳税政策已生效，从今年起至2023年，约40家碳排放大户今年须缴交每公吨5元碳税。政府最终计划最迟在2030年将每公吨碳税上调到10元到15元。
·樟宜机场第五搭客大厦地面将比平均海平面高出5.5公尺；垫高沿海地区低洼马路；沿海增建海墙和使用土包袋。
·为减低乌节路一带淹水隐患而建的史丹福地下储水池和分水渠，去年正式投入运作。
·确保地铁站、机场、港口和电力站等主要基础设施具防洪能力。
·避免地铁轨道受高温影响。
2030年绿色环保建筑须占所有建筑的80％；提升大楼节能性。
2030年公共交通使用量达75％；鼓励骑脚踏车和步行；提高车辆燃油效益；试用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