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卸任总理后，李光耀在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的邀请下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与文论，将新加坡建国历程、经历过种种危险、这个弹丸小国的特殊脆弱性，以及他对国际大事的真知灼见，凝聚成册付梓出版。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李光耀观天下》这些著作应运而生，成为后人汲取这位政治家智慧的重要素材。
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在李光耀卸任前，《联合早报》就为他推出过一本200多页的册子、集中收录他在那个国际局势动荡的年代对中国大陆、香港与六四事件的看法。这本《李光耀看六四后的中国·香港》出版于1990年8月31日，分中英语两个版本，是本报推出的第一本“李书”。
谈到该书的缘起，其主要推手、当年的早报执行编辑、后来掌舵本报十余年的前总编辑林任君十分感慨：“当时没有经验，书问世不久就卖断货，也没有再版。”
林任君受访时忆述，1990年他作为随团记者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出访欧洲，每到一个地点，外国媒体或是出席公开讨论会的商界、学界领袖，几乎无例外都会要求他分析六四后中国和香港的局势。
林任君记得，李光耀以他一贯直言不讳的坦率作风，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解答。
然而，碍于随行记者时间以及报纸篇幅有限，李光耀的精彩回答往往无法在随后的报道中完整呈现。于是，林任君回国后，向报社提议将这些言论集合成册，催生了《李光耀看六四后的中国·香港》。
该书收录了1989年6月5日李光耀以总理身份对天安门事件发出的声明，也集合了随后一年多，李光耀接受日本、香港、英国、法国、西德等媒体采访的记录，还有他在瑞士、德国、巴黎出席讨论会时，对六四事件所发表的看法。
林任君指出，在那些讨论会与论坛上，李光耀有关六四的言论并非有备而来，而是在被问起时才回答。李光耀直言北京应该采取其他方法处理问题，但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学生未免太冲动”。
在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剧变、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香港对大陆前途极度悲观、中国改革开放遭受重挫、西方甚至有言论认为中国将在几年内垮台的时代氛围中，李光耀公开而准确地预言，中国不会停滞不前，中国将在几年内重新采取六四以前尝试推行的大部分经济政策，但改革的步骤将更谨慎。
李光耀深信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李光耀看六四后的中国·香港》记录了他告诉香港媒体，与中国大陆对抗有害无益；他告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不会使中国改变，“没有人能改变邓小平的想法”。
这些在当年与国际舆论相悖的言论，结果都一一应验。1992年，邓小平以南巡重启了改革开放，此后更大规模地吸收国际外资。在南巡之后，中国政府官员也大规模到新加坡参访“取经”。
根据公开资料，李光耀和邓小平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9月，在1989年及以后两人并无再会。但是两个政治家的惺惺相惜之情不是基于见面次数多寡，而是基于双方共有的高度务实政治理念、强悍的性格，以及对各自国家、人民的强烈责任感。
在南巡期间跟随在邓小平身边记录他谈话的深圳媒体人、《深圳特区报》前社长吴松营2011年接受本报采访时透露，在南巡中，邓小平曾提到李光耀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当时说：“（新加坡）支持我们对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处理。李光耀是有功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