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总理黄根成说，我国须持续培养政治与宗教领袖间的紧密关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齐下，以便在碰到问题时可选择“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决方案。
我国政治领导人自建国初期就与宗教领袖开辟沟通管道，因此得以在九一一阴影笼罩全球之际，与他们迅速建立互信。前副总理黄根成说，我国须持续培养政治与宗教领袖间的紧密关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齐下，以便在碰到问题时可选择“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决方案。
他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举办的“宗教和谐论坛”上，发表上述言论。
黄根成在2011年卸下内阁职务，他除了担任过副总理，也曾在1994年至2010年间出任内政部长。
针对他是否曾感觉我国宗教和谐面临威胁，黄根成坦言，最令他忧心的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那一段日子，我国也于2002年底逮捕了极端组织“回教祈祷团”成员。
“当时，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发出拘留令，若要这么做，须在逮捕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但我们又该如何告诉社群和国人，我们逮捕了15名恐怖分子，而他们都是马来回教徒？那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黄根成说，当局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与社区领袖取得联系，当中不仅仅是回教领袖，也包括来自不同宗教，甚至是宗教之外其他领域的社区领袖。
“若我们处理得不好，我国的种族与宗教和谐将遭受严重打击……所幸的是，安全机构选择向宗教领袖坦诚，最终说服他们，政府采取行动拘留恐怖分子小组的做法是正确的。”
黄根成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妥善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是因为我国政治领袖一直谨记上世纪60年代的种族骚乱。为维护宗教和谐，树立了相关法规、制度、政策与计划。
他也曾就恐袭问题与欧美等地的领导人交流想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试图联系宗教领袖，尤其是回教领袖时，才发现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多年来忽视这点，从未试图与回教机构的领袖见面。因此，当他们遭遇恐袭问题，试图弥合差距、寻求合作时，却找不到办法。”
黄根成认为，当面对潜在宗教冲突时，政府必须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将产生严重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施予严厉的惩罚，我们有法律、制度、相关计划和社区领袖来协助处理问题。因此，我们会找出成本最低、摩擦最小，且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
约200人出席了昨天这场论坛。在另一场有关宗教领袖如何发挥作用维护宗教和谐的讨论上，来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五名宗教领袖也分享他们面对的挑战。
印度教咨询理事会秘书拉美斯（s. ramesh）就提出，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新移民来到新加坡，本地印度庙须确保对所有信徒一视同仁，“没有歧视、没有偏袒”。
新加坡佛教总会教育委员会主席释有维则指出，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观点偏离正统佛教，而他们往往是受私企或个人邀请到新加坡传教的，不受佛总管辖，佛总因此正与政府探讨如何解决这样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