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提控协议为自愿协议，只适用于由律师代表的违法公司，而作为换取豁免被提控的条件，公司一般须遵守多项条件，如缴付罚款、整顿公司内部体制、全面配合调查工作等。有关协议并不影响公共检察官对涉案者采取行动。
政府拟议制定延迟提控协议机制，让涉及刑事罪的公司通过履行控方要求的条件，并在获得最高法院批准的情况下，豁免被提控。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昨天在一场对话会上透露上述有关刑事程序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的最新修订建议。
律政部去年7月针对有关刑事程序法和证据法（evidence act）的50项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时，延迟提控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机制因获得不少律师的推荐和支持，而被列为新增的六项修订建议之一。
延迟提控协议为自愿协议，只适用于由律师代表的涉违法公司，而作为换取豁免被提控的条件，公司一般须遵守多项条件，如缴付罚款、整顿公司内部体制、全面配合调查工作等。
有关协议并不影响公共检察官对涉案者采取行动。
尚穆根说，美国和英国等司法管辖区都有与违法公司达成延迟提控协议的做法，新加坡也是时候推出这套机制，在这个机制中，“违法公司还可能面对比最高刑罚更高的罚款额”。
尚穆根虽未提及，但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keppel offshore & marine）日前就因涉及巴西贿赂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提控协议，得缴付总共4亿2200万美元（约5亿6700万新元）的刑事罚金，惩罚力度远高于我国防止贪污法令的最高罚款。
另外，拟议的新机制规定所有协议必须得到高庭的批准，确保协议符合公正利益，所开出的条件公平、合理和适度。获准的协议也须被公开。
约80名刑事律师出席这场由律师公会举行的对话会，尚穆根发表讲话后，与出席者进行闭门问答。
律师公会会长维贾延德兰（gregory vijayendran）在对话会场边受访时说，整个机制将是透明的，“绝不是严惩个人，轻饶公司”。
他说：“它提供非常实际的途径，允许有关保障公众利益的问题获得讨论，因为高庭还会进行审查。”
维贾延德兰也认为，新加坡作为开放经济体，这样的机制非常具有远见。“在新加坡成立的公司和跨国企业，显然会成为（机制）关注的焦点，（违法）公司会希望能放下不好的过去，继续开展业务。”
至于哪些罪行可能启动延迟提控协议机制，维贾延德兰指出，不少刑事罪包含公司犯法这一界定，要如何执行是下来要理清的问题。
他说：“原则上，这将促进企业生态……我认为这个举措会受到商界欢迎，时间会说明一切。”
刑事程序法上一次修正是在2010年，律政部当时大刀阔斧废除和替换一些条文。证据法上一次修订则是在2012年。修订法案预料今年提呈国会。
律师盘问性罪案受害者
将被禁提问与控状无关问题刊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