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调查局侦查部高级副司长秦伟廉受访时强调，无论涉及金额的多寡，调查人员都不会低估案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务必全力打击社会各阶层的贪污陋习。
也许国人以为贪污调查局的案件都是涉及巨款的白领罪行，其实就算贿金只是区区1元，对调查人员而言也是重大案件，一旦收受“咖啡钱”形成潜规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数月前，叉车操作员陈子良（47岁）与赵玉村（43岁）被指向卡车司机索贿1角钱到1元，否则就拖慢装卸集装箱的速度，分别被判入狱两个月和四个月。
贪污调查局侦查部高级副司长秦伟廉和副司长潘鸣毅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举上述案件为例，阐述小额贿金如何与反差极大的后果挂钩。
首先，如果叉车操作员受贿后一味求快，在装卸集装箱时罔顾安全程序，万一卡车上的集装箱在运送途中掉落，遭殃的可是其他道路使用者。
其次，拒绝行贿的卡车司机被迫在车龙中“慢慢等”，送货进度被拖延，生计就会受影响。就算他们真的交钱，付出的也是每月所赚不多的血汗钱。
其三，若不及时遏止贪污歪风，我国的廉洁声誉可能遭挫。
过去10多年，贪污调查局不时接获有关海港区贪污行为的举报，早些年已有叉车操作员因涉贪被控。为免此举形成“行规”，在知情者的配合下，调查人员顺利掌握一些行车记录器拍下的线索，发现涉贪者行贿和收贿的方式越发隐秘。
“以前有叉车操作员明目张胆地摆出一个罐头罐来收贿金，之后演变成让卡车司机偷偷把钞票或硬币塞在车座底下，或是放在叉车的挡泥板上。”
在一次精心部署的突击检查中，调查人员在船厂目击叉车操作员收取贿金，随即将他绳之以法。秦伟廉表示，在严厉执法的同时，当局也希望向公众发出警告，以示打击贪污罪案的决心。
他解释说，贪污案件的调查性质不同于其他刑事案，贪污行为没有明确的受害者，无论行贿还是受贿都须面对法律制裁，而要证明双方的贪污意图绝非易事。“多数嫌犯接受问话时总会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们会以手头上的间接证据一一盘问，就算嫌犯矢口否认，我们也不会让不法之徒逍遥法外。”
虽然行贿者和受贿者通常都会被控上庭，但涉及此案的卡车司机并没有被控。潘鸣毅指出，调查人员发现一直是叉车操作员主动索取贿金，卡车司机只是逼于无奈不得不交钱。“我们会酌情考量个别案件的情况，虽然卡车司机此次没有被控，但不代表他们以后行贿也会没事。”
在我国，因收取小额“咖啡钱”被控上庭的案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99年，多名隶属工商保安机构（cisco，现为策安保安机构）的保安人员涉嫌在护送运载重型货品的车辆时受贿，共32人被停职接受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当时潘鸣毅刚入行不久，但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指出，调查人员发现有些重型车辆司机以一两元不等的贿金，让保安人员在检查车辆时放宽标准。行贿的司机最初只是“顺便”帮保安人员买咖啡请他们喝，久而久之直接给现金。
他说：“这类护送任务一般在深夜进行，保安人员应先检查车辆是否符合安全条例，包括所有车头灯是否亮着、引擎是否冒出过量浓烟等，若不达标就不准出发。但有些保安人员甚至允许司机抄捷径，违例行驶在高架桥上，若是高架桥不胜负荷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秦伟廉强调，无论涉及金额的多寡，调查人员都不会低估案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务必全力打击社会各阶层的贪污陋习。“别人常开玩笑说要来和我们‘喝咖啡’，听起来似乎很随意，但我们都知道这可是正经事。”
如何定义贪污行为？
派红包、送礼物等是否构成贪污行为，视个别案件情况而论，但一般取决于两大要素：是否涉及某种好处（gratification）以及利用好处换取的特别待遇（favour）。
“好处”在法律上的定义不只是金钱利益，它包括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受雇机会或合同、免除义务或其他法律责任等等，而有意图地通过交付或收受好处换取特别待遇，就有可能抵触反贪条例。
举个例子，某公寓居民在过年期间派了一封红包给保安，哪些因素能决定这是否构成贪污？
潘鸣毅解释说，一般调查人员接获这类举报，会侧重考虑居民派红包给保安时是否一视同仁、人人有份，并且是否有知会保安的上司，将派红包的意图透明化。再来就要视红包的金额，若是高达数百甚至上千元，难免叫人怀疑居民别有居心。
此外，若证实该名居民派红包是为了让保安格外“关照”他家的门户安全，或是通融允许他认识的外来访客无需登记就进入公寓，则可能已构成贪污罪。
根据防止贪污法令，任何人行贿或受贿，可被判罚款最高达10万元，或坐牢最长五年，或两者兼施。
就工作挑战而言，秦伟廉说，虽然贪污调查局立案调查的多半是涉及采购业务的案件，调查人员须查阅大量文件，但他们的工作绝非只在办公室进行，日前在船厂突击逮捕叉车操作员的行动就须亲自上阵，应变能力非常重要。
“随着科技发展，嫌犯干案的手法越来越复杂和老练，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也会利用科技找到破案关键，继续和嫌犯斗智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