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淡马锡控股（temasek）的投资回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超过了公司或个人所得税，也比消费税多。
如果没有这笔收入，“政府很久以前就要调高税率，来投入到社会开支中。”
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何晶昨日在面簿上分享一篇关于财政预算案的贴文时指出这点。
她写道，若没有这笔收入，政府只有靠增加税收，或削减其他计划的开支，才能推出建国一代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这类的计划。
在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简称nirc）框架下，财政部每年可从上述三家机构的预期长期净投资回报中，提取高达50％充当财政收入。
根据2018年政府财政收支平衡数据，nirc的贡献为158亿5000万元，较前一年增加8.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这高于任何一项税收。
2018财年我国的经常收入为72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633亿元。
各项税收中，公司税的贡献最大，为151亿元，占了19.1％；其次是消费税，为114亿元，占14.3％；个人所得税则贡献了14.2％，总额为114亿元。
由于政府开支增加，我国2018财年的基本预算收支（primary budget position）是赤字734亿元。包括特别转移部分（special transfer）和nirc后，整体预算赤字缩小到6亿元。
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去年的预算案宣布，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间，把消费税调高两个百分点至9％，以满足今后日益增大的社会开支，包括安全、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领域。
nirc框架从2009年起实施，一开始只包括金管局和gic的贡献，2016年淡马锡的预期收益也纳入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里。
何晶在面簿文中指出，2016年以前，淡马锡每年向股东支付的股息，最多一半可用在财政预算中；财政部是淡马锡的唯一股东。“政府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增加开支，在经济蓬勃的时候节省更多，从而抚平周期的上下波动。”
她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么做也更加实际，因为相比起经济蓬勃的时候，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建造基础设施成本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