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面对面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系主任何培斌教授（62岁）走马上任转眼两年。
大半生参与香港建筑修复与保护、城市发展，投入中国大陆和香港乡镇建筑研究、佛学以及敦煌学研究，
如今落叶归根回到新加坡贡献祖国的何培斌笑说：好像回来很久了……
何培斌过去和香港名门望族打交道的机会很多，故事很多，
耗时10年为香港首富李嘉诚打造占地4万6000多平方米的慈山寺佛教寺庙群，只是精彩之一。
父亲是设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楼的建筑师何明煌，建筑名门出身的何培斌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
比较了新港两地的建筑保护与大学教育文化，直率幽默。
何培斌与香港名门望族熟络，是因为他总在设法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建筑，而当中不少建筑都是香港房地产商的产业。去年香港深水埗的嘉顿饼干中心遭遇拆除厄运，何培斌也从新加坡远距离投书香港报章反对拆毁，可惜没成功。
记者问他，香港名门是否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何培斌又要来管我们的产业了！”他急忙否认“没有没有”，不过补充说，和长江、新世界、新鸿基、希慎等香港房地产开发商都熟络。
何培斌1992年旅居香港后，参与保护修复的香港老建筑超过100栋，包括pmq元创方艺文区、虎豹别墅、油街艺术区等等，其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12年前介入“龙圃花园”的家族大会。
龙圃花园是位于荃湾依山面水的一处风水宝地，中西合璧的花园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前曾开放给公众参观，李小龙与占士邦电影亦曾在此取景。
龙圃主人李耀祥夫妇经营该处超过20年，过世后双双葬在山上。何培斌说：“李耀祥的孙子要把龙圃卖掉，把老人的棺材弄出来运去深圳，还把坟填平，非常不尊敬老人家。”
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与主任的何培斌，受邀参与“龙圃花园”家族大会。喜欢老建筑、老人家，对有历史感的东西特别有崇敬感，何培斌于是在大会上据理力争。
他苦口婆心解释龙圃的建筑和历史价值，对方根本不想听。“李耀祥的孙子说，12点工人就要开工铲平了，有什么话快说！坟两边还剩有碑亭和房子，房子里有石头屏风，写满他祖父的生平事迹。
“我被逼到墙角，只好说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香港百姓，而是为了你祖父。想想你祖父在天之灵会怎么想你。我就拿鬼吓他。哈哈哈……他还是拆啊！石碑被砸成几十块！”
何培斌法宝使尽，甚至与其他建筑保护人士向有意买下龙圃地段的发展商交涉，劝阻交易；香港政府也介入其中。“最后，其中一个叔叔把地买了下来。除了房子和石碑，其他都保留。我们也把李耀祥夫妇的坟墓恢复了。”
他坦承，作为建筑学家，他在建筑保护方面能做的，就是希望让发展商看到金钱以外的人文价值，但很多时候做不到。“一般成功保留下来的都是政府的建筑物，私人建筑要保护非常困难。”
一个新加坡人跑去香港，为香港的城市保留与发展出力26年，一开始是机缘巧合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系教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在香港更如鱼得水。
“香港普遍对华人文化与传统更关注。因为靠近中国大陆，做中国文化研究也比较容易。尤其1992年，香港的社会气氛、文化底蕴，对艺术历史的兴趣，都比新加坡大。”
谈到新港两地的建筑保护，何培斌说，最大的不同是资料的公开与透明度。
他说，新加坡没有公开的建筑评级制度，香港以前也不公开，除非是国家级文物。“香港在90年代中做过建筑普查，我也参与。两次普查后，就确定了1444栋需要保留的建筑物，后来又加了约70栋。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接着跟进确定哪些是一、二或三级历史建筑。十几年前就公开。
“（香港）起初不敢公开是因为担心你知道是二级建筑，就立刻拆掉，反而没法保护；现在已经建立了保护程序。新加坡也有这样的担心。不过香港公开（建筑评级）后，我们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何培斌说，建筑保护需要社会力量；因为建筑的保留与否，重点是建筑与社群的关系。喜欢开玩笑的何培斌，讲到这里变得严肃。
“没有社会力量，你没办法保护，也没必要保护。因为建筑是我们社会的财产，是我们将来的建筑遗产。
“这是一个社会的ownership（主导权和拥有权），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而保护，不必要，尽管拆到完，无所谓！但是社会如果觉得有价值，下一代也需要一个机会去厘清这个建筑的价值，我们作为上一代，就有责任把建筑保留下来，让下一代有机会做决定。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我觉得新加坡的建筑保护，在如何让大众有认同感方面，需要更努力。”
何培斌也强调建立公开建筑历史档案的重要性。他说，建筑不管是否被保留，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须要做详细的记录。
“建立一个档案，包括平面图、照片、历史；如果建筑有过改动，也要记录，下一代可看到，知道有什么变化。
“香港开始做这些，新加坡需要做更多。很多建筑，我们看不到变化的足迹，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损失。
“香港的好处是非常公开，很多资料网上都有。新加坡也应该更公开、更具透明度。”
他认为，公开与透明的档案与政策，是一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你不透明，你就无法教育；因为没有讨论的基础。这是一整个生态，环环相扣。
“这样大家才会有兴趣，会去关注，会有认同感。”
快死的人为何决定未来
问何培斌会如何比较新港两地大学建筑系，他第一句话就说：这里排名很高啊。然后哈哈大笑。
他解释，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的排名没那么高。“但排名不是一切。”
在中大时期，何培斌也是学生辅导长，经常要和言论犀利甚至激进的香港大学生对话。
他在任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时期，曾被年轻人指着鼻子骂说他就快死了。向记者回忆往事，何培斌形容事件具启发性，态度出奇开明。
事关香港东北（新界上水与粉岭一带）的发展。香港的城市发展项目一般都有几个月时间让公众来信发表意见，规划委员会开会，公众也可自由参与。
何培斌说，该发展项目吸引了香港市民投书一万多件，有3000多人到场参与讨论，开了43次会议。“年轻人很反对这个项目。有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指着我们一群60岁左右的委员大声说，你们这些委员，个个都要死了，你们有什么权利决定我们的将来。”
记者听了目瞪口呆：“哇，这么凶！”何培斌说：“可是也没完全错啊！所以这个将来，不应该是我们决定的，而是我们和他们一起做决定。我们有经验，他们有理想。
“对我来说，我们委员会的确只是一个媒介，我们确实是要死了，哈哈哈！
“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我们现在为他们的将来做规划，的确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硬套在他们身上。所以大家一起决定是应该的。”
回到本地大学生的讨论，何培斌说，与其纠结学校排名，他对大学生的独立自主和担当力更有兴趣。
“新加坡大学生应该更有积极性和担当力。我们的制度可公开的就应该公开一些，可透明的就透明一些，很多决定可以和学生一起做。不是我做，学生听。我希望学生对教育更有积极性。“
何培斌认为，学生的依赖心态要改变。“我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科目的权利，特别是硕士课程。这样才有自我教育的自主权，这个理念在新加坡还是少见。
“我们老师教太多了，我想把它调转过来，提供一个学习的过程和经历；不是单单听我教，教只是一个途径。”
提到新加坡大学的迎新会，何培斌说每次都是家长和他对话。“我不要跟家长讲话。我应该和他们的孩子讲话。18岁20岁了，还需要家长出面？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香港真的没有。”
这位直率的教授会直接“教育”家长。“某次迎新会，家长就在那里一直讲。我说：蔡妈妈，你来做我们的学生吧。既然有这么大的兴趣！哈哈哈！
“学生的自主性很重要，新加坡的孩子是否太不成熟？家长太过野兽？”
为李嘉诚建慈山寺
作为建筑学家，何培斌虽是建筑师出身，在慈山寺之前却从未有从零创建一栋建筑物的经验，生平第一次竟然就耗时10年，为李嘉诚基金会打造位于大埔，占地4万6000多平方米，耗资15亿港元（约2.6亿新元）的慈山寺佛教寺庙群。何培斌说，这是他“集大成”之作，把对中国建筑、佛学与敦煌学研究等的积累与功力，凝固成型。
2015年开放的慈山寺，主要建设有高18米的大雄宝殿、普门殿、地藏殿、弥勒殿、藏经阁、禅堂等，更有76米高的白色观音像，比大屿山的天坛大佛还高出一倍以上。除了最早被安置的观音像，何培斌规划设计了建筑群，创作构想了寺里每一尊佛像，及每一处的摆放位置。
何培斌毕业自爱丁堡大学建筑系，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教建筑艺术博士，师从书画与敦煌专家roderick whitfield（韦陀），是韦陀的第一个博士生。何培斌一直想做的是把向来被分开看待的佛教文化、建筑史、艺术史融合一起。
身为基督徒，设计佛教寺庙并为神灵造像，何培斌说，信仰、学术和专业在某个程度上可分开考虑。“过去几年，我也同时思考信仰、宗教和人的灵性追求的分别，目前我是离开宗教远一些，也不去考虑信仰的问题。”
在进行慈山寺工程之前，何培斌有长期在中国村镇研究官式和民间建筑的经验，福建、江西、广东、浙江、西藏、香港等地几十个村子都有他的足迹。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修复保护民宅与寺庙的工作。
听他讲和中大同仁共同进驻山村的经历，非常有趣。“我们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组成一个团队。每去一个地方，人类学家就找庙祝聊天，历史学家找碑文，建筑学家看建筑，晚上我们聚集讨论怎么融合。我觉得这才是好方法，不然就是瞎子摸象；你摸一部分，我摸一部分，看不到整体。”
他时时跨界，不仅看建筑，也找村里老人聊天。“很多人做建筑史就做建筑，看屋顶怎么盖、建筑结构造型等。我不觉得这一部分有趣，因为建筑是人住的，是人在里面活动。如果你不做人和建筑的关系，把它抽离社会，建筑就没意思了。”
打造慈山寺，何培斌讲求的是一个整体的人文体验。
“人怎么看寺庙环境？经过空间的时候，怎么感受佛教的味道和教义？如果只是为了朝拜，是不足够的。所以空间的布局，造像，都要帮我们体会这一点。”
花费10年时间，是因为寺庙群作为传统和现代的结合，需要找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点。
“要说服李嘉诚先生哪一个是最好的做法。每一次都需要他来决定。我对他说，如果建筑好像一条线、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完全照旧的方法做，另一个极端是完全新潮。极端容易些，但是你要中间比较困难。因为多少是新，多少是传统，比例多少？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怎么决定？因为你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点的东西。
“譬如大殿，一般你会看到斗拱。我们的大殿屋檐下没有斗拱，因为建筑是钢架结构，用非洲紫檀包裹。我们甚至考虑不要木头，但是李先生对现代的做法并不喜欢，所以接近传统对他来说更好。
“传统有斗拱，但如果是钢结构，斗拱就没意思了，因为斗拱是木建筑结构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斗拱拿掉，用窗子替代。”
何培斌形容，到了晚上，光线从窗子里透出来，屋顶仿佛悬浮于建筑之上，非常漂亮、引人遐思。
何培斌1986年回到新加坡约两年，是因为父亲健康欠佳，这次他为了92岁的母亲离开香港，斩钉截铁地把五六千本书都搬回来。
谈到回新加坡的感受，他说新加坡虽是华人为大多数的社会，对母族文化的兴趣却非常薄弱，言语间有此地知音难寻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