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有限下 如何让孩子幸福快乐？
困在底层的时候，有些家庭一开始看不到出路，久而久之也因为不再期待他人的理解而选择孤立自己。54岁的纪女士（不愿具名）在加冷的一房式租赁组屋生活近10年，狭小的单位位于走廊尽头，平日甚少有人经过，后来她也刻意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与丈夫离异、儿子的自闭症、消费上的取舍，加上逐渐衰弱的身体状况；种种因素环环相扣，也使她深陷经济困境中。
她说：“我不喜欢交朋友。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不可能了解我的处境。说多了只会引来争吵，所以我宁可选择沉默，母子俩安安静静生活就好。”
纪女士是清洁工，平时要上班，她把14岁的儿子留在家，自然得想些办法分散孩子的注意力，避免他跑出门。除了给儿子买了120元的二手电脑之外，打开他们家里的衣橱，会发现一大半的空间用来装儿子的动漫模型。这些模型一般数十元，最贵的将近100元，相当于纪女士一个多星期的伙食费。
这想必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开销，但对纪女士来说，给儿子的模型根本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她说：“这些模型就像是儿子的朋友，有了它们，儿子就有安全感。你看他床上……每天都有两个宝贝（指动漫模型）陪他。”
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孩子幸福、快乐？不论处在哪个收入阶层，我们发现这是每个家长都希望解决的命题，而即使是低收入的家庭，也有基本需求要满足，他们有时候更会为此做出一些不被人理解的决定。不过，追根究底，不管是想要更多的经济资源或更多的空间，这相信都出于人的天性中一种“求好”的特性。
我们这次一共采访35户家庭，他们收入水平或所属阶层各异，想要的却都是一致的：更好的生活。这些家庭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而调整了生存方式，物质的追求只是一种象征。
在所有受访者中，胡雅（39岁，财务规划师）和妻子许淑娟（38岁，自雇人士）一家在经济方面相对宽裕。他们有女佣有车，如许淑娟所说，如果她没有孩子，“肯定算高收入人士”。有了孩子，他们担心的是投放在教育的资源不够，不足以让孩子的潜能得到百分百发挥。
许淑娟说：“我知道孩子已经拥有很多，但这和拥有什么无关。我怀抱的更多是一种期待。主要是不想觉得亏待他们。”
“况且，如果可以更好，为何不要呢？”
胡家每月开支近五位数，最大笔的支出是给双方父母的2000元家用，接着是孩子的教育费（约1000元）和供车费（约1000元）以及女佣的薪水（包括女佣税640元）。这与新加坡五年一次的住户开支调查数据是相符的：一家之主年龄介于30岁至39岁的家庭，平均每月花费是所有家庭中最高的，为5631元。这类家庭中，有一半拥车，超过20%聘请女佣；居家开销（包括聘请女佣）和交通费也平均比其它家庭高。
两个儿子有与其他孩子不一般的潜能，是许淑娟很早就知道的事，聊到孩子的学习能力与资质，总让她异常兴奋。大儿子胡钲嵘（8岁）和小儿子胡嘉嵘（4岁）约两岁时就接受高智商门萨新加坡（mensa singapore）的测试，测出智商高达160；他们也上过杂志封面、代言奶粉，而且当过学习中心的大使等。很早就确信孩子有天才资质，似乎无形中给许淑娟带来压力，她和丈夫希望能更好地栽培孩子，不要糟蹋他们的天份，像大儿子钲嵘每周有四天，放学后要上额外课程。
不过，许淑娟指出，她一般会确保钲嵘想上课才让他去。她说：“他其实和一般小孩不同，他需要更多能刺激思考、锻炼大脑的机会。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发他的潜能。”
在好与更好之间，许淑娟和丈夫的选择一定是更好。问她有没有想过iq高于一般的儿子如果生长在不一样的家庭，情况是否会有不同，她也直觉地“往高处想”。
“如果生在不同家庭，他们应该会很不一样吧……如果生在更有钱的家庭，资源也许会更多。”
父母自身不足 不敢对孩子要求太高
有关不平等的课题，社会上不时发出一些声音，认为让阶级观念加深与扩散的其实是不断追求物质提升的中产阶级新加坡，应该改变观念的也是这个群体，但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期待受访者能以不同视角看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很大程度上，每个家庭看到的只能是自己，对“他者”一般只存有想象。
“我跟老婆说，孩子考试及格，我们就偷笑了。难道还以为他们真能摘下整片天空？”
对莫哈默·贝希尔（44岁，送货员）来说，妻子诺莱妮（35岁，家庭主妇）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他们住在大巴窑的二房式租赁组屋单位，客厅一隅放着一个木制的展示柜，那是诺莱妮外头捡回来重新粉刷过的，用来摆放孩子的各种奖牌和奖杯。他们一家十口靠莫哈默送货挣来的微薄薪水，勉强生活，更没有钱给八个孩子补习；因此诺莱妮在家里自己监督儿女的学习进度，用别人送的书店礼券买练习卷，而孩子升上中学，她都把他们送到男校或女校，原因是觉得校风较好，纪律更严格。诺莱妮为孩子做了很多，但这些都仍是有限的。
莫哈默说，孩子要很多东西他们都买不起，有时候连最简单的也无法给他们。他经常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我们有很多缺点，哪里可以还要求他们什么？”
政府如今将帮助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定性为“国家重点工作”，也把资源投放在为弱势家庭的孩子创造更有利的教育与学习环境。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最新发布的政策报告，属于底层20%家庭的学生中，每10人有九人的学历在中学以上，比起15年前的每10人只有五人，有显著进步；有一半低收入家庭孩子获得公立大学文凭或专业文凭，也比15年前的五分之二高。
但另一半的学生呢？与收入属社会最高阶层的20%相比，底层家庭的孩子要站在同一起跑线，是否要付出更大努力？这些问题都框住莫哈默和诺莱妮，即便孩子成就不错，他们也不敢抱有太大的期盼。贫穷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们，导致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更好。若要赋予他们这个能力，是否唯有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援助？
莫哈默指出，他的大哥在警队服务，妹妹是教师，“打政府工”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希望孩子能当公务员，或当正规制服人员。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在为孩子的职业道路设限了，因此马上补充：“但我不是很聪明，除了这些选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我只知道，做梦要实际。”
儿子在外面常常被其他孩子嘲笑，有些人甚至咬他、打他。对他来说，留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
——一个动漫模型，最贵的将近100元，相当于纪女士（54岁，清洁工）一个多星期的伙食费。但对她来说，这些模型不是奢侈品，而是儿子的必需品。
我们怎么会让自己掉到最底层？
——最底层意味着什么？莫哈默·贝希尔（44岁，送货员）说，当你过去从未住过租赁组屋，如今却得担心孩子三餐温饱时，你时刻都会质疑贫穷会否一代代复制。
我知道他们已经拥有很多，但这和拥有什么无关，我怀抱的更多是一种期待。主要是不想觉得亏待他们。
——许淑娟（38岁，自雇人士）已经感受到自己给大儿子的比小儿子的多，原因是“资源有限”。
不一样的孤独
“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不可能了解我的处境”
■ 焦点人物：纪女士（54岁，清洁工）
■ 家庭情况：单亲妈妈与自闭症儿子（14岁）
■ 居所 ：一房式租赁组屋
不一样的焦虑
“我有能力，
就要给他们最好的”
■ 焦点人物：许淑娟（38岁，自雇人士）
■ 家庭情况：一家四口，
育有两个智商达160的儿子
■ 居所 ：搬离五房式组屋租房子住，
考虑购买私人公寓
不一样的奢侈
“我是失败者，
他们要的我都不能给”
■ 焦点人物：莫哈默·贝希尔（44岁，送货员）
■ 家庭情况：一家十口
■ 居所 ：·一房式租赁组屋
（2005年至2017年）
·二房式租赁组屋（目前）
不平等的对话 《想法》刊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