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面对面
访问郑培凯教授，能谈的范围太多太广。他早前受新加坡国立大学、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邀请，来新主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
可这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历任美国和中港台知名学府的学者，也是中国文化史、明清文化、中国审美文化、经典翻译的大家。
1998年，郑培凯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并曾任中心主任，
至今著有《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游于艺：跨文化美食》《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茶余酒后金瓶梅》《陶瓷下西洋》系列等书籍。
戏曲、电影、美食、茶艺、文学、陶瓷、字画……郑教授像是游戏于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顽童，乐不可支。
他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东西方文化在21世纪的现状与未来。
谈到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教授说起时任城大校长的张信刚与大学生的一段交流经历。
“张信刚理科出身，爱文化。他和学生代表见面，问他们喜欢文学古诗词吗，喜欢哪一首？第一个说《静夜思》，接下来20个学生，也都只懂《静夜思》。他大吃一惊，发现香港年轻人的中国文化底子很差，因此决定成立中国文化中心，把中国文化课变成大学必修课。”
郑培凯认为，香港年轻人的中国文化底子不好，和教育体制有关。英国殖民时期，中国历史科被认为会影响英国在港统治权，因而极力避免在中学教授。中国史1965年虽在中学独立成科，不过一般认为不受重视，2000年一度被取消必修科地位，但在2018∕19学年又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
郑培凯说，学生本来就急功近利，不能马上看到用处的学科一旦取消，就彻底放弃。“后果是，你没有文化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10几年后果然发生。香港政治冲突的背后原因，是对历史文化的完全隔阂。
“没有文化感情认同，选择只能是政治；而政治的选择往往只看眼前；你看不到别的，看不长远。”
看大历史，郑培凯说这150年来，华人的大问题是在企图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传统道德观和价值系统都丢掉。
“改变不是全部丢掉。你是华人，不代表只是在政治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认同，而是对文化有感情。你要做世界公民，不是就拥抱世界，那很空泛。最麻烦的是，香港青年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也不了解！
“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hollow man（空心人），和美国作家t.s. eliot（艾略特）讲的空心人是一样的。人空的时候，唯一能填补的就是金钱、物质物欲。
“不讲社会抱负，讲一个人的幸福感、充实感；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挑战和选择，你需要文化素养，才能面对。”
做东西方文化比较，郑培凯说，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这三四百年发展很快，也很清楚；中国经历春秋战国500年的时候，思潮开放，发展同样惊人。
“春秋战国奠定了中国后来2000年基本稳定的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2000年基本稳定，这个框架很不容易。”
因为过于稳定，才有后来的革命。
“中国这150年的变化剧烈，变化得面目都看不清楚。我们讲西方，讲的是他们经历三四百年变化的一个结果。华人要认清这个。
“每个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好好努力往前看；要了解过去，知道现在，展望未来。华人在这个状况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只是把脑子放在政治上。
“我们经常卷入政治斗争，要站边、要站派，打击和我们不一样的，五四以来就这样。进入斗争，便没法平心静气看历史的发展，看天翻地覆的变化。”
郑培凯认为，当今关心文化的华人，其实都是文化的混合体。这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重新界定了现代华人的身份。
思考中华文化的问题，郑培凯认为，首先要有历史的同情。“你哪里像古代中国人，我们的思维基本是西方的。
“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容易产生那是落伍的、不实际的。那不是不实际，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很实际，现在不实际了。这是历史观的问题。将来的人也会觉得我们思维落伍。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会说‘历史的同情’（historical empathy）。人类是生活在生活环境里，不是文献里，不是抽象的。”
此外，要有耐性。
“中国2000年的文化结构已经打破。很清楚，打破了。文化长期以来的宗教、价值系统、文化信念都打散以后，为了长远一定要重新组合；怎么组合没人知道。因为文化知识结构的成型，不是一个官方可以指示的东西。
“我们华人面对的情况，接近当时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没有定论。春秋战国500年，要有耐心。革命激烈之后，没有好几代的培养，这不可能（出现新结构）。”
最后，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根据历史经验，物质力量的强大与否，决定国家与个人的生存能力。郑培凯说，这个现实不尽如人意，但乌托邦并不存在。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强大后要顾及以大示小，尊重小国，体现人类追求的精神境界。美国作为霸主，也要表示对民主和尊重世界的价值观，因此特朗普的流氓作风会引发国内思辨，是不是对美国立国精神有所违背。
“人对扩充自己利益欲望的东西，会思考到妨碍长远发展，担心回到弱肉强食的社会。”
谈到19世纪欧洲在战争中得利，郑培凯说欧洲就算今天反省，也不可能吐出吞下肚的好东西。
“我霸占一块土地，你叫我吐出来我心痛啊！我参加纽约州中学历史课本改写，怎么处理美国原住民问题。历史上他们被残害得很厉害，被霸占了土地。要不要吐出来？没办法。
“现实牵涉到太多利益问题。但我们是教师，教育孩子时怎能灌输‘从现实里抢到的就是你的’。
“我常说：我们努力做。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可是我们要非常努力地做，让这个世界不要变得更坏。
“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所有的文化人都要做一些事，你知道不可能达到你的理想，但是你还是要做。因为做了你会阻止最坏的状况发生。”
不过，“做”要建立在“知”的基础上。郑培凯说，大学生每次都说自己有权利做这个做那个，他就会说：你们年轻人没有无知的权利。
“因为无知不但害别人，也害自己。你无知的时候，会做出很愚蠢的决定。知识是广泛的，不只是专业知识，不只是狭隘地找一份工作、赚一份薪水，你还是社会的一分子。你对于生活、对于周边的人的关怀，也很重要。”
郑培凯也提醒，文化的角度，关乎幸福、快乐、意义，无法用物质衡量，很难以“进不进步”来评定。
他说，步入21、22世纪，西方精神境界的“进步”，会进入自我质疑阶段。
“19世纪，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象征非常清楚，欢迎受苦受难的各地人民到这片土地来。但现在不仅美国，欧洲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所以人道精神是怎么回事？精神境界是否开始低落？”
全球化带来的冲突，造成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质疑。这种强烈的批判质疑精神源自18、19世纪革命推翻政权的历史进程。郑培凯认为，中国现在开始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发展慢很多。
“从这个意义上，21世纪，全球会面临很多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和讨论。对于年轻华人，你真的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近代的大变动，也要了解西方这300年的发展和困境。”
郑培凯甚至相信，长远来说，中国处于不同政治体系的现状，以及华人社会的分布，将有助于文化课题的探索。
“现在是华人社会探索这些课题的好时机。华人社会属于不同的政治体系，就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和思想的讨论。长远来说，这种分隔未必不好，21世纪会是很有趣的世界！”
社会阶层流动 不应只有一条路
郑培凯教授目前专注于对陶渊明、苏东坡、汤显祖的研究。他说，从西方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人物后，最尊敬的是这几位大文学家。
“因为他们有所坚持，不愿意跟着政府随波逐流，结果受到打击，因为不给人家面子。”
郑培凯“讲故事”：汤显祖是明末大剧作家、大诗人，张居正首相请他到家里去，他拒绝。“我不愿意做你的门客，我不愿意变成你这一帮人。这种态度付出很大代价。苏东坡也一样。
“到了21世纪，你反而要讲他们了不起，人格之伟大。可是大多数儒士都进入政府，一层层听话，进翰林院、升官；大多数是这样子。因为利益在那里。”
他谈到很有趣的一点说，中国近代最大的变化，是科举的变化。中国社会再也不是科举、当官，就可以有权有钱。“华人社会都在改变。中港台都逐渐脱离这样的方式。”
他说，传统上中国社会通向成功的扶梯，往高处的社会阶层流动，只有一条路——科举。这个单一的成功方式，造就了受惠精英阶层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20世纪，中国开始分崩离析，本来中国商人就很有钱，可是没有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受西方影响，21世纪中国逐渐有变化。这对于当政者来讲，还是令人担心，这个冲突一直存在。”
郑培凯说，美国就存在不同的、具独立性的场域，不会受政权直接影响。“中国这100年发展，变化在产生，但是独立的程度会到哪里，我们不知道。
“历史没有终结，有人类就不会终结。现在大多数人在讨论展望的时候，仅限于经济和政治；讨论历史文化展望，价值重建展望的人较少。但这需要被讨论，教育上也要进行。”
吐奶救全家
祖籍中国大陆山东日照的郑培凯，1948年出生于青岛，直到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才知道一家人几乎在太平轮沉船事件中丢命。
“家里几个亲戚和家当都下去了。心烦的时候，母亲会说：要不是你，就没有后来的烦心事。心情高兴的时候，母亲则会说：我们真幸运。”
1949年，郑培凯的父亲先行赴台，母亲带着4个月大的他，好不容易买到1月27日小年夜的太平轮船票，但由于郑培凯吐奶，母亲怕他年幼受不住，临行前一天决定改搭飞机。
太平轮因为超载，加上宵禁沒开航行灯，在由上海航向台湾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两船皆告沉沒，太平轮上900多人罹难。
“朋友笑我‘吐奶救全家’。”郑培凯每次谈及，仍感叹命运的操弄。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故事。
郑培凯父亲早年是官督商办，在西安做化工实业，还负责黄海的渔业水产，到了台湾后原希望儿子往理工科发展，偏偏郑培凯从小着迷于文字魔力，喜欢和文化有关的一切，想当诗人。
当时处于叛逆青春期的他报考台湾大学外文系，和父亲约法三章：读大学不用家里一分钱，自己的人生自己规划，坚持弃理从文。其实，郑培凯的父亲写一手好字，收藏字画；母亲爱带他看京戏，从小浸濡在浓厚文化氛围里。
1969年，郑培凯留美，成了汉学大师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位博士生，论文评审老师是余英时。留美期间，热血的郑培凯参与不少政治活动，还为了“保钓”去日本大使馆外示威游行；1976年更因“和同学一起到大陆看看”，因而被当时的台湾政府列入“回了匪区”黑名单，20年回不了家。
郑培凯回忆当时：“父母让我写自白书就可以回来。但我觉得没做错事，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写自白书？你不是从小教我们要爱国吗？
“父母觉得我不听话。这个事件对我刺激很大。人的一生要有选择，选择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你自己要有拿捏。”
父亲年迈不喜远行。父子因此20年没见面。1990年，在余英时教授多次疏通后，郑培凯回到台湾，见到年近80的父亲。
“老人真的很有意思。他只说：噢，回来了……（停顿，沉思）我觉得这个里头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