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一个数据聊起。
年初开始，财税收入的增速就表现突出。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8%，税收却增长了14.4%，增速是gdp的两倍还多。
税收的“超速增长”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一方面，年初政府就提出了8000亿的减税计划，并于5月份正式开启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并没有太明显的回暖。因此，看上去，税收的超速增长是没有基础的。
这种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比如认为这可能是强化税收征管力度所致，也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证明应当尽早“大减税”。
如何看待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现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撰文解读。在他看来，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说起。以下是他的解读，一起来看。
税种
今年5月份正式开启的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是实打实的减税——将增值税税率原本17%和11%两个税率档次，各降了一个点。
别小看这一个点的税率调整。要知道，自从1994年设置17%的基准税率以来，在过去24年间，这个税率从来没有调整过。事实上，财税收入与gdp增速的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计价基础导致的（gdp是不变价，财税收入是现价）。
不过，计价基础还不能解释全部差距。只有明白了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才能预测这种超速增长也可能随时会被“逆转”。
究竟是哪些税种，支撑了税收的“超速增长”？
这必须从税种结构说起。中国的税种结构是非常特殊的，特别依赖于少数几个税种的收入。其中，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40%；第二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占总数入的22%。这两个税种，已经占据了总收入的62%。
基本可以说，如果一段时间的增值税增速较快，那么全国的税收收入就会相应较快，反之亦然。其他税种的表现虽然也很突出，但无法推动全国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例如，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上半年增速12.8%，低于全国税收增速；考虑到它在总税收中22%的占比，实际上这一增速还拉低了整体增速。
而第三大税种、也是舆论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上半年增长了20.3%，在所有税种中增速最快（或许是征管强化的结果），但由于前两个税种的集中度实在太高，导致个税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有8%，无法推动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因此，全国的税收超速增长，其实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税。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增长了16.6%，年初两个月的增速更是高达22.3%，均高于税收总数入的增速——换言之，增值税的高速增长构成了全国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
事实上，在占比超过6成的前两大税种中，企业所得税增速（12.8%）明显低于增值税（16.6%），也说明了一个广为诟病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缴纳了很多增值税，但企业的利润并没有明显增加。
那么，为何增值税会大幅度增长、并推高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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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增值税，是按照生产环节进行征收的。这意味着，它对生产端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而对最终消费端的价格反而不敏感。
什么意思呢？可以设想，如果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突然上涨，即使还是那么多等量的中间品，上游生产环节的税基也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这样，直接的表现就是增值税收入增加。
比如，2018年上半年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增速是3.9%，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上涨。细看的话，其中生产资料上涨了5.1%，生活资料价格仅上涨了0.3%。
这里要注意一个现象：gdp和财税增速脱节由来已久，但财税增速和ppi增速则呈正相关态势。
比如，下图所示，近20年来，仅有少数年份（如2009、2014）的财税和gdp保持相同增速，税收的超速增长反而是常态；至于大家关注的今年上半年税收超速增长，是从2017年开始的——2017年ppi增速高达6.3%，当年的税收增速也由前一年的4.3%猛增到10.7%。
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2000-2017年间，凡是ppi增长速度为正时，也就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税收增速就会远超gdp增速；反过来，凡是ppp呈现负增长时，税收增速就会快速向gdp增速靠近，甚至会跌到gdp增速以下。
例如，2012-2016年间，ppi连续5年负增长，税收增速也连续5年持续下降，从2011年22.6%的高位增速下跌到12.1%；2014年，税收增速跌破gdp增速，2016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4.3%。这种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因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地方财政危机。
当然，从ppi指数传导到财税收入，有一个时间滞后期。一方面是因为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需要时间逐步传导到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报税有时间周期，业务发生时间和纳税时间也有差异。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滞后期大概是3个月。
因此，今年6月税收增速回落到6%，是因为3-4月份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随着5-7月份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长又上涨到11.4%。
结构
在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中，还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税收增速分别是13.3%、19.5%、19.7%、10.9%。
这种增速的地理特征，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产业分布的。按说，大多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东部省份，但东部省份的税收增速反而不如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税收增速反而最高。
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与ppi结构相关。如果按照行业将ppi进行拆分，我们会发现如下事实：
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17.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12.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11.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7.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9%。
这些行业价格的上涨，合计占了ppi总涨幅的77%左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终端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比如纺织业上涨1.9%，汽车制造业上涨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ppi上涨，主要是由原材料和采掘业驱动的。
众所周知，原材料和采掘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受益于生产端资料价格上涨，征收了较多的增值税，在全国统一的五五分成比例下，地方留存的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解释了上面那个现象：中西部税收增速领跑全国。
这种模式的ppi上涨，不仅仅使得中西部受益，也同样会使得部分产业受益。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增长了3.1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增长了1.1倍。
由于上游生产资料行业很多是国有企业，也使得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最快，达到31.5%（同期私营企业仅为10%）。相应地，这些上游行业也是企业所得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到这里，结论就浮现出来了：是ppi增速、生产资料价格、上游环节的涨价，支撑了本轮税收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