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经济体系一般都意味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混合。
从处理信息的角度来看，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是一种集中式的决策机制，市场则是一种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市场决策是由参加市场活动的许许多多个企业和个人根据各自的利益而做出的，决策的分散性是市场决策的固有特征”。
到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会认同完全的计划和集中，或是彻底的自由和放任。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需要集中力量，什么时候需要分散决策？（本文的“分散决策”是指市场多元主体自发做出经营决策的行为，不涉及党政内部）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集中与分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经济学对此有很多解答，其中最清晰也是最具有操作性的一条标准，应该是信息的完备程度。
集中或分散
早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发现，国际组织总是给很多后发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目录下的政策，结果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显然，我们不能阴谋论，认为国际组织就是要让其他国家生乱。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自由主义政策在发达国家（先发国家）比较适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常常会失灵呢？
这是因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信息完备程度完全不同。对先发国家来说，迈入现代文明是一个“从0到1”、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没有足迹可循，面临着巨大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决策和信息处理的分散化，让不同的群体、企业甚至国家能够进行多样的探索。
但是对后发国家来说，上述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甚至是不存在了，很多发展目标不需要再“从0到1”进行创造，而是“从1到n”的扩散过程，只需要模仿和学习先发国家，这时候，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往往能够更有效率地实现赶超。
正因此，后发国家往往比先发国家更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早就指出，“政府在后发国家的作用更大”。科学界流传一句名言：原子弹最大的秘密是知道它可以制造出来。这是因为，一旦知道原子弹可以制造出来，那么关于原子弹能否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就不存在了，只需要政府集中科研力量进行集中攻关就好了。
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探索未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时，集中力量攻关就有可能会陷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困境，这时候分散决策、多元尝试和不断试错，就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如果集中力量贸然选择一个方向，风险将很大。
由此，究竟什么时候应该集中或分散，取决于目标的不确定性程度。如果目标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备的，就应该更多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反之则应该更多采取分散决策和多元尝试的方法，给予市场主体和企业家群体自由发挥的空间。
可见，集中和分散都有适用的范围，但都不能包打天下，正因此，它们不应该相互排斥，而应该形成互补。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计划制订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做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订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到它自身就融合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先后不同的时间。在中国，既有需要赶超和模仿的目标，也有需要创造和引领的目标。
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将综合运用集中和分散、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用集中攻关来实现后发领域的追赶，用分散来实现前沿领域的超越，这样就能既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模仿和追赶，又以多元的尝试应对未知和不确定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但中国从来没有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在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注重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样一个共识：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有一个线索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同样注重从国家层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突飞猛进，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这些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长征系列火箭的首飞，到即将迎来的长征五号大型火箭发射；从航天英雄杨利伟一飞冲天，到景海鹏三次进入太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十五个年头，六次载人飞行把11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逗留太空的时间也从一天延长到三十天” 。外媒评价说，中国航天业“突破力”令世界羡慕。
这个突破力，就来自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因为这个领域，技术的成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因此中国只需要在此基础上攻关就好。
同时，在高铁和大飞机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尤其是高铁，随着“复兴号”跑出350公里的时速，中国高铁已经实现了几乎完全的自我研发和自我设计。
而以上所举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先发经验可以模仿，目标非常明确，因此集中力量进行赶超的效率就非常高，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最后实现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