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书记狠批鲁炜 措辞前所未有

据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id：capitalnews）5月3日消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昨日上午，山东、安徽两地同时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常委会议。会议最重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鲁炜严重违纪案件进行深刻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会上提到，对鲁炜的“卑劣行径深恶痛绝，对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重大危害极为愤慨”。长安街知事发现，“卑劣行径”这样的用词在近期各省召开的同主题会议中都非常罕见。
那么，鲁炜的“卑劣”体现在何处？无疑，对党和人民的不忠诚是首当其冲。
刘家义表示，对党忠诚、对习近平总书记忠诚是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必须把忠诚铭刻在灵魂深处，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在中纪委对鲁炜的通报中，写在最前面的问题就是其“阳奉阴违、欺骗中央”。
此外刘家义还指出，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拧紧总开关，守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对比之下，鲁炜的“目无规矩、肆意妄为”也体现出其卑劣之所在。
在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主持召开的会议中，还通过了一份文件，题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以鲁炜等案件为反面教材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警示教育的安排意见》。
李锦斌同时在发言中提到，安徽不仅要以鲁炜案件为反面教材，还要“联系我省发生的陈树隆、杨振超、周春雨等案件”，做好专题警示教育的系列动作。与鲁、皖两地同期，全国多地展开了剖析鲁炜案的警示活动。
不久前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把鲁炜定义为中央及时清除的“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同时，张庆伟还表明党员领导干部要汲取鲁炜“虚假忠诚”“信念丧失”“宗旨淡漠”“践踏党纪”这四大教训，要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在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对鲁炜连用三个副词，提出其严重违纪案件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教训极其深刻。他要求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把自己摆进去，汲取鲁炜“虚假忠诚”“滥用权力”“腐化堕落”这三个教训。
“在工作中，其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甚至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在生活中，其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甚至以权谋色。”对比中纪委的通报和各省表态，看得出，鲁炜案政治与经济问题交织，已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相比各省的通报剖析，中央网信办、中宣部这两个鲁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深受其害。今年2月13日，中纪委传来鲁炜被“双开”的消息。第二天，两部门就先后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与鲁炜坚决划清界限。
中央网信办直指鲁炜“毫无廉耻”，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
同时，作为被鲁炜主政两年的部门，中央网信办表示其对网信系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污染了中央网信办的政治生态，严重破坏了中央网信办的制度、规范和风气，严重败坏了中央网信办和网信干部队伍的形象，严重危害了党的网信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宣部则言明，鲁炜严重背离党性原则，对党毫无忠诚，纪律样样违反，道德品质恶劣，以网谋私、挟网自大，“这样的毒瘤必须割除、影响必须肃清”。
长安街知事发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在通报违纪官员时加入了诸多新表述，为的是释放强大的反腐震慑力。就鲁炜而言，“公器私用”“品行恶劣”“专横跋扈”成了他的“专属名词”。
前不久，重庆市多部门连续在党报发文，围绕彻底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持续发声。
在重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署名文章中提到：
孙政才完全背弃理想信念宗旨，丧失政治立场，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另搞一套，把个人主张凌驾于党中央精神之上，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薄熙来完全无视党中央权威，在重庆自立旗帜，搞独立王国，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政客政治”和政治阴谋，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是重庆给对党和人民不忠诚落马高官的最直白态度。
在天津，落马后的原代市长黄兴国已经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以黄兴国为反面教材，深刻吸取教训”的流毒源头。“毒”之所在，就是黄给天津政治生态带来的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等一系列恶劣影响。
去年8月，兰州围绕“肃清虞海燕流毒、修复兰州政治生态”主题召开了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提到，虞海燕对于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
而虞海燕的问题与上文提到的落马高官也有相似之处，在于其毫无政治信仰和党性观念，毫无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
十九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被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对于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而言，他们更成为了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应对一些沉疴顽疾，唯有不断打破思维定式，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新问题，对“病树”“歪树”“烂树”精准画像并进行有效施治，才能真正让党内政治生态实现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