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两国在人口老龄化课题上，已基本解决退休金、医院床位等硬件问题，下一步要做的是改变社会观念，摒弃“老不中用”的社会成见，促进年长者的社会参与度，让他们享有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由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主办、《联合早报》联办的论坛“养老体系的政策与实践——中国与新加坡的双重视野”昨日举行，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教授、我国国会议员陈佩玲，以及南大百合卓越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苗春燕教授，分享新中两国的老龄化挑战和养老政策。
也是中国老年学研究所所长的杜鹏发言时指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目前占中国总人口的11.4％，约有1.58亿人。这个人数将在2050年达到近5亿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需求上，近年来也改变策略，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养老金和医院床位是否充足的问题上，而更多地关注年长人士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度。
杜鹏说，在2000年，中国老年人当中约有一半是文盲，这个比率如今已降至10％以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大学毕业生也达1.4亿人。
“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老人），和过去没上过学的老人，在养老方面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他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负担，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社会发展。”
新加坡也存在年长者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对此，麦波申区议员陈佩玲从我国视角出发，强调应在国内营造“老有所为”的积极风气。
她说：“当我们谈到‘老有所为’时，最重要的是打破‘老了就不中用’的成见，不单是社会各阶层应该打破，其实年长者本身也要打破这样的成见。”
对此，杜鹏提出，养老体系的实践应涵盖对老年价值的弘扬。“如果说不出老年人的价值，社会就会觉得你只是在替老人辩护。唯有讲清楚老人在经济、政治、家庭各方面的价值，才能为我们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
他也建议，更多高等学府可开办老年学课程，培养这方面人才，并开展更宏观、跨学科的研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