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观察
学校应不应该设宗教通识课程，让学生从小就对宗教有基本认识，也不那么容易受不实的宗教信息煽动？昨天的听证会上，不同宗教团体代表的看法同中有异。
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的郭顺汉在供证时，答复反对党议员毕丹星有关是否应在校内教导宗教通识的提问时说，校园是培养宗教间相互包容和尊敬的有效渠道，即便不设立课程，也可以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到校内介绍各自的宗教。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把宗教学设为o水准会考科目之一，郭顺汉提出公共教育从校园做起，并非全无依据。代表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的谢正金博士和代表天主教新加坡教区的阿查克（andre ahchak）也表示，这么做对学生有益。
不过这个提议遭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质疑，由政府敲定该教导什么样的宗教知识不一定获得广大民众支持。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则指出，更大的问题在于，家长不介意孩子学习自己的宗教，但不愿意让孩子接触其他宗教。
这样的现象放在以社会多元著称的新加坡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说明对于旨在增进认识的通识教育，国人都未必能抱持开放心态，更不用说在族群或宗教间发生冲突时，冲突各方还能拿出消除分歧的决心。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样的隐患也说明政府在打击伪造信息工作上面对的限制，及平衡多方考量的必要。特选委员会昨天在第一场听证会上，也铆足全力，尽可能了解不同背景和领域的供证人对伪造信息的危害，及如何应对伪造信息的看法。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的孙婉婷博士在提呈的报告中就指出，人们的“印证偏差”（confirmation bias）可能导致他们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与他们信念相符的伪造信息，而拒绝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这样的思维将导致社会走向极化。
外部因素方面，假信息的隐匿性和迅速散播能力，使它成为外部势力干涉一国政治，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混合型”战争武器。
尚穆根在诘问南大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拉斯卡时就提问，对军事能力逊于新加坡的国家来说，展开这样的“不对称作战”是否具有吸引力。拉斯卡也不讳言，敌人通过不易察觉的信息战就能把特定群体间的距离拉近或拉开，进而针对性地发送信息。
这样的问答逻辑其实再显而易见不过，昨天的听证会也采取类似法庭上控辩双方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盘问形式，好些问题在日常语境中可能还显得多此一举，或有律师引导证人的味道，如“是否同意没有政府固然不可能（取得种族和谐），但没有宗教和社群领袖，没有人民群众同样不可能做到”。
这或许是个别受过法律训练的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本能使然，但在打击伪造信息课题上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问证方式，不得不说是特选委员会为了充分了解和厘清社会各界的看法所采取的严谨步骤。
诚如尚穆根所说，伪造信息的问题涵盖多个层面，没有万灵丹。社会必须建立起免疫能力，也必须加强公共教育方面的努力，及制定一系列的监管条例。我们甚至可以说，设立特委会也是应对方案之一。随着第一场听证会结束，社会在伪信息上的契约也初见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