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上议员王国忠。
文/ 王国忠
“像我们这种民主国家，经常把极权当成排外的王牌；但事实上，应该只有极权政府才需担心不受约束的边界，因为影响力从来都是从民主国家流向专制国家。”
“澳大利亚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国，而是来自内部。”
虚幻的威胁
谭保（malcolm turnbull）政府的立法看来完全合情合理。律政部长波特（christian porter）、国会情报及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哈斯蒂（andrew hastie）和其他部长，也都提出了耸人听闻的说法。尽管这些威胁尚未明确，但工党或因无法承受抵制国家安全措施所产生的后果，仍是不幸地投降了，不管这些威胁是多么虚幻。
立法将对澳大利亚公民自由产生不利影响，而政府的立法甚至不能实现其表面的目的。谭保说，这些法律旨在阻止外国对澳大利亚的干预，并防止外国捐献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在前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的争议影响下，总理一方面重申“令人不安的中国影响力报导”，同时又坚称立法不针对任何国家。
“前参议员邓森出卖了澳大利亚。”谭保于去年12月宣布计划时称。他认为立法将“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强化我们的民主”。
违背自由党价值观
立法甚至违背了自由党的价值观。在严格观点上来说，自由主义不应该用法律抑制政治思想和影响力的自由，因为国内和国际思潮应在自由的环境中毫无保留地竞争。
思潮就是影响力，你不能对新思潮持开放态度，却又害怕国内或国际影响力。应该知道，创新和进步需要开放的交流，因为金融、贸易和通信的界限早已被打破，试图限制跨境政治的影响力并不适合全球化时代。在自由世界中，国家和国家内部的参与者相互影响，世界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大洋洲区域内的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如何能够在没有开放边界和跨国影响的情况下推进？
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经常把极权当成排外的王牌；但事实上，应该只有极权政府才需担心不受约束的边界，因为影响力从来都是从民主国家流向专制国家。
民主是抵御干预的最佳机制
经过反复试炼的真正民主——经过披露、质疑、辩论和批评，可以最好地抵消一切逆转的不良影响。
政治进程和强有力的新闻监督使邓森在政治上备受挞伐，反映出澳洲其实不需要制定更多的法例。
事实上，邓森的事例反映我们现有的民主程序是有效的，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去立发压抑民主。而且现在拟订的法例并不提供解决方案，外国捐献者仍可以通过在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或外国在本地注册的公司作出捐献。
宪法专家杜薀梅（anne twomey）表示，他在2017年《选举立法修正案（选举资助和披露改革）法案》咨询时呈交的意见，有条不紊地解释了立法对实现自由党目标并无太大作用。他认为，限制外国捐献的唯一方法，就是像新州那样对全部捐献设定上限。
然而，政府没有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政府想限制部分捐献，而非全部捐献。
为胜选而立法
律政部长承认，新闻工作者应获豁免，但其他人呢？新闻工作者与民主政体下的其他公民和组织有甚么区别？
这是纯粹为了选举而展开的鲁莽立法。政府正在追求一种无原则的政治，在立法的假象下掩盖问题。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法学院院长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最近在《澳洲人报》发文指出，两大政党的行为使安全法冲击了澳洲自由。政府带头煽动恐慌，在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下扬言危机处处，可是若危机确实存在，建议中的立法实际上不能起解决作用。
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制造恐惧和政府争取选举民望的最佳方法。
应改选举法规范捐献
目前间谍和叛国已是犯罪行为，贿赂和腐败已被禁止，政府其实可合理地通过选举法规范所有捐献，包括外国捐献。
基本原则是：任何人、不管是否是政治家，都不应被迫披露他们与国内或国外任何人士或政府之间的任何对话、会议、电话或通信。只有公职人员和政府行政机构需要保密才是例外。
保守派和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在这件事情上的原则是什么？他们支持摧毁这些自由，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安全威胁是真实的，或者他们只是选择了沉默。
真正问题不是外国干预和国家安全：这一切只是为了选举。整个事件是“红色威胁”和“阴谋”再现。但这个游戏并非没有代价。这些不必要的立法将成为法律，直至这些法例在政治上不再发挥作用，仍然会长期困扰着我们的未来。
澳大利亚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国，而是来自内部。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面临真正危机时曾说：“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恐惧本身。”和平与繁荣时期的政府煽动没由来的恐惧，足以告诉我们，政治已沉沦至何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