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国忠
新州上议员王国忠。
新州上议院以20票对19票，否决备受议争的“自愿协助死亡草案2017”（俗称“草案”），俗称安乐死法案。
我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本文会详解我反对的原因。
“草案”建议，立法允许25岁以上绝症病患者，在两名医生证明生存时间少于12个月，身体忍受极大痛楚，再经心理医生评估其认知能力正常的情况下，可要求医生开处方了结生命。简言之，就是在满足各项监管的条件下，由他人协助自杀。
在新州，自杀非刑事罪行，但协助及教誜别人自杀则属违法。“草案”就是保障在上述情况下协助病人自杀，可豁免刑责。
可以说，这是我进入新州议会后最难决择的草案。因草案并无明显的对与错，无任何政治角力，无党派政策上的考虑。正反双方仅凭个人良知和道德底线，去评估“草案”对病患、家人、医护界、公众利益、社会价值观和法律基础的深远影响。
这次投票，两党都允许议员投“良心票”（conscience vote），即各议员可凭自己意愿投票，不受政党影响捆绑投票。在议会，意见分歧是意料中事，但在“草案”辩论当天，过去意见相左的竟站在与自己同一阵线，社会各界非常积极去游说议员，足见“草案”争议之大。
这项非政府“草案”由跨政党议员提案。对于他们推动“草案”的初衷，以及他们为减轻绝症病人痛楚而努力的热诚，我深受感动。但诚如反对一方所指出，这个国家的法治基础，不单由热诚所编纂，还需经得起理性的讨论和民意的试炼。至今，新州对“草案”的支持度是不清晰的，即无人可断言“草案”有广泛的支持基础，在议会不能，在医学界不能，在广泛社会也不能。
而“草案”的影响是法律和道德上的，新州要落实草案，民意必须更清晰。
新州通过安乐死法案。（网络图片）
一条不能逾越的界线：法律允许杀人
支持“草案”的一派，强调会有相关法例，防止安乐死被滥用。此外，部分国家也累积了这方面的经验。
可是，在法律伦理上，通过一条首要目的就是杀人的法例，影响是深远的。法治国家立法允许一批人有权夺取另一批人的生命，其后果是不容轻视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下居然可以把生命分等级，一些生命要悍卫，但一些生命可随意放弃。
诚如前总理基廷（paul keating）所说：“这关乎逾越的道德界限，关乎我们终有一天会相信我们所尊重的生命意义——活着比死亡好。”
基廷正确地指出，决定生死的两边力量极不平衡。一边是垂死、不论身躯和意志都极为虚弱的病人；另一边是有权威的医生及有能力的亲人。支持者是基于有权威及有能力的一方亦同时有爱心及专业操守，所以能平衡。但当两边力量的不平衡进一步失衡时，有人意图作出不道德的决定，法律是否能百分百作出制衡？
病人选择死亡，不一定因为无法忍受痛楚，也可以因为怜恤家人，不想成为负担。这当中，有太多细节需要我们慎思。
无疑，有意促成立法的议员和倡议者，拥有崇高的情操和理想。但立法者的职责，是防止立法的原意遭受扭曲，变为恶法。
在这一切问题未彻底解决或获保障的前提下，加上这是关乎人命生死的大事，我宁保守也不过度进取，因此我投下反对票。
医学界争议不绝
我并非唯一感到忧虑的人。
澳洲医学会（ama）主席甘农（michael gannon）表示，反对用医疗干预手段去结束病人的生命：“用安乐死来反映个人主权是最不可取的原则。我们不应令病患、长者、残疾、慢性病者和濒死人士觉得自己是负担。”
安乐死巅覆法律和医学对生命坚持的原则，安乐死是潘朵拉之盒。偷偷地把盒子打开了，里面装的许多不幸事物都会跑出来。
我认为，政府应调拨更多资源去改善善终服务（palliative care），以减轻病患的痛楚和善终为目标。 “草案”不获通过，很多人要忍受更多苦楚；但一旦“草案”获通过，更多人的性命会被置于风险中。
社会对生命的看法
我与无数的朋友、家庭和选民讨论过“草案”一旦成为法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听过不少故事，病人在临终前把握时间完成遗愿，他们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中，重新审视生命的义意。事实上，很多人到了生命最后阶段，仍无法与身边重要的人安心度过。最新的数字显示，刚在上议院通过自愿安乐死草案的维州，每年病逝的四万人当中，仅四分一接受善终服务。
这才是本末倒置。
我们作为立法机关的一份子，首要任务要确保新州政府调拨足够资源，确保每个面临死亡的病患，均可接受高质素的善终服务，而非花尽心思，让自杀变成他们无可奈可的选择。
我特别坚信病人临终的最后的日子中，家人与病者相互支持和守护，无论有多大的心理及生理痛楚，都可成为永恒的温馨回忆。反之，若在此阶段仍折腾于满足各种监督要求去计划自杀，最终带来的可能只是无尽的遗憾和懊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