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识法
本届国会自2016年开幕至今，这些年来通过不少引人注目和内容吃重的法案，
如司法维护法案、调整民选总统制度的修宪法案、活跃通勤法案、
涉及刑事司法改革的多项法案，以及最近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
这些法案虽由不同政府部门提呈给国会审议，但必定会经过法律草拟员之手，
即总检察署的法律草拟司。换句话说，所有16个政府部门、10个国家机关、
66个法定机构和16个市镇理事会的立法事宜，法律草拟司都会参与。
《说法识法》聚焦在向国会提呈法案前的立法程序，
从中认识默默在幕后耕耘的法律草拟司。
下一期《说法识法》则会从法案成为法令及之后的过程，
进一步了解法律草拟司如何确保本地法典的健全，法律条文清楚易懂。
根据总检察署提供的数据，在2014年至2018年之间，除了2015大选年国会解散，法案数量较少，每年提呈给国会审议的法案至少有40项。
2018年的法案总数更创新高，比2017年多三项，达到53项，当中包括13项新法案，其余是修正法案。法案页数也明显增加，从前年的2069页，增加到3220页，突显一些法案内容的复杂程度和信息量。去年公布的附属法例，即所谓的法规，也创新高，达到909份，页数多达6839。
法律草拟工作越来越繁重，36年前加入总检察署的首席立法顾问林明琦，就见证法律草拟司从不超过七人的团队，扩展到如今的70多人，包括45名职员和31名法律服务人员。
草拟法案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法律服务人员负责。一些资深的编辑人员可能没有法律背景，也能协助处理简单的附属法例，如活动封路。
林明琦受访时说，草拟法案是重复性很高的工作，即使经验丰富的草拟员平均都要经过八个版本才能定案。目前，包括林明琦在内的资深草拟员约有10人。因为资源有限，每项法案往往只能派出一名草拟员全权负责。
草拟员在同一时间往往除了要处理多项法案，还得负责主体法案的附属法例。林明琦现在手上就有九项法案，其他资深同事一般也得兼顾五六项法案。
林明琦感叹，法学院并没有教导学生如何草拟法律，要找到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才相当困难。
不仅公共服务部门，连律师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也对法律草拟司的工作存有误解，以为草拟员的工作只是听从个别部门决策人的指示，把有关提案具体写成法律文字。
林明琦强调，立法讲求团队合作，须有关部门的决策人与法律草拟员密切合作，即使较为简单的附属法例也是如此。在当前更为复杂的治理环境中，跨部门的决策团队已不再罕见，令立法工作更具挑战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名草拟员独自面对相关部门的五到七人团队，可说是常态。在解析决策人的提案后，草拟员须能提出建议，将政策和立法提案更好地转化为法律条文。
法案除了要能赋予有关部门希望获得的法律效力，结构也须严谨和有条理，且文字简洁明了，受众才看得懂。这么做也确保新的法律条文经得起日益成熟和更勇于表达看法的公众的审视。
因此，法律草拟司对草拟员的要求相对较高。称职的草拟员要能独立处理任何问题，而不是一遇到难题就向总部寻求帮助。
林明琦说：“我原预计栽培一名称职的草拟员也许需要三年的时间，但是在当下日趋复杂的大环境里，我看至少要五年。”
法案如何落实为法令？
法案是立法的其中一部分，可由政府部门或个别议员提呈，并须经过国会的审查和辩论。国会三读通过新法案后，绝大多数的法案会交给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审查，以确保各项法案的条文不会损害或影响少数族群的权利，并向总统报告。
法案须获得总统准予，才能落实为法令，收录在以红色封面装订的本地法典内。
附属法例则组成立法的另一部分，它由部长及其他通过相关主体法令授权立法的行政机构制定，无须交由国会审核。
附属法例刊载在政府宪报后，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将在14天内完成审查。附属法例收录在法典外，自行成集，以黑色封面装订。
急就章式法案
犹如不当的电脑编程
法律草拟司扮演守护新加坡法典的角色，绝不允许不必要的立法，尽可能保持我国法律精简实用。
林明琦在访问过程中一再强调合作的重要性，这包括决策人对整个立法过程应设下实际可达到的目标，不要以为能一蹴而就。因为草拟员很多时候并没有先例可循，也不能直接照搬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令。
林明琦补充说，法案即便是由一个政府部门提出，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得同时修改其他法令，而得征求其他政府部门的意见。
快速和杂乱无章的立法，类似于不当的电脑编程，而前者造成的后果更为深远。
决策人指导的优劣和政策的复杂程度，对草拟法案用时长短有直接影响。草拟员在获派任务后，简单的法案一般可在约两三个月内生效，较复杂的法案则需约12至15个月的时间。另有一些法案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定案。
例如，刑事程序法在2010年的大刀阔斧修正，前后就用了15年准备，横跨几届政府。
法律草拟司目前也在处理一项从2011年开始草拟的法案。该法案在设计和政策规范方面经历好几次修改，也因外部环境多变，继续不断演变。
林明琦说，草拟员不会质疑民选政府立法的目的，但身为政府法律顾问，若有更恰当的或更可行的、特别是无需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也会提出，供决策人考虑。
“我们处在政府的中心，能宏观看待大局并提供立法提案的有效分析。这是我们增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