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项由心理卫生学院完成的调查发现,拥有大学文凭的年长者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者,前者有更多老龄化优势。结果显示,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能做到这一点。
本地60岁及以上年长者,学历越高,越能做到幸福老龄化,即在老年时无糖尿病或心脏病等严重病痛、无残疾,同时保持高度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并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
这项由心理卫生学院完成的调查发现,本地年长者的教育程度与幸福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息息相关——拥有大学文凭的年长者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者,前者有更多老龄化优势。结果显示,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能做到这一点。
共有2565名年长者参与调查,他们之前都参加过新加坡年长者身心健康研究(well-being of the singapore elderly,简称wise)。
负责幸福老龄化研究的心理卫生学院研究部主任苏巴玛宁(mythily subramaniam)副教授受访时表示,调查取得这个成绩出乎意料,同时也能说明这群“幸福年长者”有其独特之处。
她说:“每个人都会老去,这是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我们从研究中发现,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群年长者,过着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少,有些甚至还能继续工作,身体机能也很不错。”
“虽然研究显示,拥有高学历者占有更多幸福老龄化的优势,有人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有钱有闲’的老人家。但我认为他们是一群很特别的年长者,老龄化的过程似乎比较顺畅,或许是因为基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常年保持的某些生活习惯,让他们比同侪更健康。”
苏巴玛宁指出,社会上较弱势的年长群体仍需要大家持续地关注,但这群能做到幸福老龄化的年长群体同样值得大家参考学习。
另一方面,本地年长者做到幸福老龄化的情况,均比欧洲国家、美国和中国来得好。其中,本地年长者在社交方面表现最为亮眼,超过九成接受调查者仍有一定的社交生活,在社区中参与活动或与朋友来往。
对此,苏巴玛宁主要把结果归功于本地组屋区的环境特点。
她说:“组屋区有公共空间,老人家可以坐坐或运动,带孙儿去那里玩耍,与家人朋友在邻里咖啡店用餐,这类建筑环境中带动了情感的联系,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巴玛宁也认为,政府把重新雇佣年龄顶限设在67岁,并在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建国一代等惠及年长者的社会和医疗政策,或能鼓励更多年长者做到幸福老龄化。
有鉴于此,研究团队接下来两年内将展开另一轮调查,以找出这些政策是否能协助年长者实现这一目标。
她说:“老龄化的过程与个人责任有关,年长者需注意饮食、体重,不要吸烟。来到社会层面,我希望国人能对年长者多些耐心和关怀,有更多义工定期关注年长者,鼓励他们走出家门,保持活跃生活。另外,年长者的心态也很重要,如果一名患有慢性疾病的年长者抱着积极态度面对病情,就算他无法做到幸福老龄化,也能乐观地面对老年生活。”
幸福老龄化研究获卫生部和新加坡千禧基金会资助,研究结果今年1月刊登在《新加坡医疗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