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事情，从一篇微博说起。
12月30日，这篇评论提到：
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真相的面孔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有句话说得好，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只要拿出诚意，用事实说话，不仅可抵达真相，更能提高“能见度”，实现让人信服的公平正义。
深夜发布的一则通报这个微博的背后，是一场公众十分关注的事件，简单说一下情况经过。
这几天，崔永元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案卷丢失”的相关微博一直备受关注，在29日13时32分，他发布了一则消息:
针对这条微博，最高法方面当晚发布回应：
回应的内容有两方面：其一证明崔永元微博的两张图片所载内容与目前保存在最高法档案处的（2011）民一终字第81号案件副卷的有关内容相同。其二，最高法已启动调查程序，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最高法回应次日，一则疑似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
王在视频中讲述，他曾作为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诉西安地质勘察院案件承办人，在准备写判决书前发现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卷离奇被盗。
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大致有两个，除了最高法院的案卷到底有没有丢失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便是这则事件背后的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
“千亿矿权之争”在媒体笔下，这则案件被称为“千亿矿权之争”，其中的一个当事人叫赵发琦（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
今年1月，央视《新闻1+1》播出了一期“民企，赢了官司，输了什么？”的节目，白岩松是这么介绍这个案件的：
“简单地说来，这件事就是一个当初双方约好了要共同勘探这一块地底下的矿产，以为就这么点东西，没想到（发现）多少倍的增长，利益来了，这时候不想给民企了，政府强大的力量就开始介入。但是民企不干，签了合同，得有契约精神啊，官司一打就12年”。白岩松说。
案情脉络大致是：2003年，煤炭行业刚刚兴起，赵发琦拿出1200万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拥有探矿权）签订合作勘查协议，拿到了80%的权益。当时签合同前往往不会进行详细勘察，很多人将投资煤矿比喻为“挖彩票”，赵发琦要赌一把。
结果赵发琦出资900万勘查后发现煤田储量有20亿吨，估值上千亿元！
后来，在陕西省政府部分领导的推动下，西勘院在未经赵发琦同意的情况下，与香港一家公司又签订了协议。
赵发琦不服，起诉了西勘院，关键的案件节点是：
2006年5月，凯奇莱公司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院，凯奇莱公司胜诉。
2006年11月，西勘院上诉到最高法院，3年后的2009年11月，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
2011年3月，陕西省高院推翻一审判决，认定应为无效合同，赵发琦不服，再次上诉到最高院。
2017年12月，最高法宣判，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继续履行。
几个细节政知君查询了今年央视关于赵发琦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几个点值得关注。
其一，2008年，陕西省曾有政府官员赴京与最高法工作人员座谈，陕西省政府还向最高法发出密函。
根据央视披露的画面显示，相关文件提到“如果维持省高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已经形成的煤炭开发正常秩序造成混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其二，在省高院重审前，2010年陕西省政府曾连续开会通过政府调查报告的形式，认定合同无效，并明确指出，一审判决裁判不当，赵发琦以虚报注册资金进行通缉。
后赵发琦被抓，在看守所关押133天后，以取保候审释放，后榆林市中院判无罪。
其三，该案涉及到一些落马老虎。
据财经网透露，周永康和奚晓明曾介入该案：
对应来看，2008年4月，当时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到最高法院“商议案情”的正是已经落马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之后，陕西省委还向中办作了汇报，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作出批示，要求正确引导舆论。
另据《财经》透露，虽然赵发琦最终胜诉，但其指称该案过程中被各方势力干预，时任榆林市长胡志强便为之一。
举报省委原书记之子胡志强曾于2008年2月至2011年7月任榆林市代市长、市长，2011年7月至2017年4月任榆林市委书记，离开市委书记岗位后到了省卫生计生委，今年6月落马。12月24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对胡志强决定逮捕。
胡志强的另一个身份，是山西省委原书记胡富国之子。政知君注意到，赵发琦还曾实名举报胡志强。
在那封信中，赵发琦提到胡志强从2009年开始，在老家全面营建庙宇，并重修祖坟和祖居，他的母亲以“常根秀居士”的名义出面牵头重修其老家的安乐寺，“安乐寺的功德碑显示，大批国企老板都捐了钱”。
补一句，大家元旦快乐，小编本来也是在休假，但思量这件事还是值得一说，所以补个号外。
以上。
资料| 央视北京青年报等
中国最高法和崔永元互动的背后 涉及哪些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