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宏（oscar franklin tan）（原载于《商报》）
我活在双重身份中：外国人认为我是菲律滨人，但菲律滨人却认为我是中国人。
我在新加坡也让当地的士司机感到困惑。一些话多的司机会问我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菲律滨。”对方的反应是“啊？”随之而来的是：“不是啦，你是中国人。”
的士司机后来意识到我的腔调很像菲律滨人，就改口说：“你是华裔菲人。”
我的童年就是这么混肴的。我在耶稣会于青山区主办的华校光启中学读书。我们有中文课，我甚至为我们班演的戏剧写过剧本。
我们都有中文姓名。一个人在班上是如何顽皮，就看你的老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你的中文名字，因为你是老师最常点名批评的人。
我第一次出国时，香港的麦当劳让我觉得是一种奇迹，那是马尼拉出现薯饼之前的时代。
当我吃完两块薯饼后，我很自豪地用我的光启普通话问店员厕所在哪里。那名广东女子满脸困惑地盯着我。直到我离开这个回归前的香港时，仍然满腹疑问，这些中国人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点，我从父母口中学会怡朗话，导致我在讲菲语时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我的怡朗幼儿园老师多次向我保证，我的腔调没问题。
我也从父母口中学会闽南话，但他们不懂得讲中文普通话，因此我小时候讲普通话也是让人感到困惑。
但与我撰写的每一篇有关菲律滨华裔青少年愤怒情绪的大学论文相比，我的双重身份看起来是相当温和的。在亚典耀大学，每当同学们在春节向你讨要年糕，或者在中秋节讨要月饼时，你会被提醒自己是华人。
我看完学生们排演的(名戏剧家)奥礼溜·杜仁珍诺(aurelio tolentino)的《昨日，今日和明日》(kahapon, ngayon at bukas)话剧后感到不安。我无辜地问里加道·亚描博士(dr. ricky abad，现任亚典耀社会人类学系主任)为何剧中的中国人和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殖民者一样都是坏人。
他向我保证，这出戏剧并非是指我，华裔菲人包括民族英雄扶西·黎刹对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情绪起伏过后，我接受了我的国家如何坚持我与众不同，但是，我又被迫进入另一次情绪起伏，这次是被告知我绝对没有不同之处。
我读中学时去北京旅游，街上每个人都给予我善意的微笑，并赞扬我的光启普通话。因此我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时，我打出华人牌，声称与中国大陆、华裔美国人、新加坡人、台湾人和其他海外华人是亲戚。
尽管我多次前往波士顿唐人街吃廉价火锅或与中国学生待在法学院图书馆到凌晨2时，在我发现他们瞒着我自己举办春节联欢会时，感到受伤害。只有少数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获邀请。
当我质问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中国人。确实，在中文词汇里，华侨(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和华人(拥有外国籍的华裔)是有区别的。
在新加坡，尽管我和许多新加坡华人一样，祖籍是福建，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我也被问及是否认识别人的女佣。
我的华裔印尼朋友、华裔马来西亚朋友和华裔泰国朋友的情况也一样。说他们是中国人是很怪异的，就连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华人基督徒，他们的青少年也都因此感到困惑，这是远远超出被索讨年糕和月饼的。
我再度想起当年的情绪起伏，是因为和我一样的专栏作家、我所敬爱的导师和偶像苏莉沓·文术教授(prof. solita collas-monsod)写道：“一名华裔菲人从来不会明确表明自己先是一名菲律滨人，第二才是华人(意思是他效忠菲律滨)。”
希望我的偶像和那名人权模范尚尼·扶西(f. sionil jose)知道，全世界对我的光启普通话是如何明确地作出判决的。
引述(菲抗美英雄)伦那将军的话：“我们有比美国人更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编者按：此文是作者投稿给本报，原文为英文)
菲人第一 华人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