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面对面
要理解人生，需要往后看；要过好人生，必须向前看。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大法官梅达顺上月在新加坡法律学会的常年讲座上，
贴切地以19世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的上述名句，
回顾法律学会时而多彩、时而动荡的历史，也对学会的未来寄予厚望。
也是法律学会会长的梅达顺，三周前在法律学会30周年庆的晚宴上，
赞扬为法律学会服务长达25年的灵魂人物——执行长黄庆莲的贡献。
向来低调的黄庆莲日前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谈及法律学会如何从当年被一些律师误以为“只是经营餐馆”，
发展成今日为法律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专业机构的历程，
以及法律学会未来的使命与展望。
“1993年，新加坡法律学会成立五周年，我是新加入的第27名员工。”
黄庆莲绝对没想到，之后她竟然成了服务年限最长的老将，她笑称给自己判了“终身监禁”。
上世纪70年代，她原本已被新加坡法律学院录取，由于不想当律师，因而转念文科。
黄庆莲后来才知道，念法律未必得当律师，10多年后决定攻读法律。1992年，她考获伦敦大学法律学位，隔年加入新加坡法律学会（singapore academy of law，简称“学会”）。
学会逐年壮大，如今有108名职员，包括22名顾问。“员工关系非常密切，里头有许多离职后再加入，甚至有离职两次的同事。”
她说，团队的共同目标，是要在法律社群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变革的专业需求，促使我们努力前进，跟着科技和国际化等的新走向，以更快的步伐迈进。”
黄庆莲25年前加入时，学会有家餐馆，在27名职员中有十六七名是餐馆员工，而学会当年也仅办了四个讲座，律师们因此留下“法律学会等于餐馆”的印象，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共同聚会点”罢了。
1995年，法律学会（修正）法令生效，授予学会更大权限，得以扩大服务范围。学会于是决定结束餐馆生意，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提升专业领域方面，逐渐摆脱原有的形象。
根据该法令，所有的律师都是学会的会员，须按年资缴交会费，每年介于120元至350元，而法官和高级律师的会费与一般律师有所不同。
黄庆莲说，学会的餐馆和后来设立的小餐馆走入历史时，曾经两次裁员。
“那两次都令人非常心痛，因为餐馆同事和我们，甚至是常来用餐的法官，关系密切。一些法官后来知道被裁同事加入其他餐馆，也前去用餐，支持他们。”
学会有1万4000名会员，包括律师、大学讲师、法官和检察司，还有超过60个委员会，委员多数是司法界人士，每年举办的活动不计其数。
黄庆莲指出，不论活动项目规模的大小，法律学会都密切地配合，群策群力，确保工作无间且发挥影响力。
科技洪流影响了多个企业的作业方式，法律行业也不能幸免。法律学会致力于推动法律革新，多年来通过各种培训，努力协助年纪较大的律师接受新科技，同时协助律师事务所适应不断变革的新环境，逐步转向数码化。
这些年来，学会努力招募科技和咨询科技专才并给予发展空间，让他们为法律业做出更多贡献。
以今年推出的未来法律革新计划（future law innovation programme，简称flip）来说，该计划主要协助律师事务所利用科技进行一些法律程序，提高科技和法律这两项专业的合作。
flip获得热烈反应，已吸引33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科技公司参与。
本地执牌律师只有5500人，加上外国律师，总人数不足1万人，但法律服务业每年却贡献了21亿元、相当于0.5%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9亿元来自对外提供的法律服务。
黄庆莲和团队也支持律师走出本地市场。她说，学会发现在不同的区域经商，涉及的法律很不同，以致难以推动贸易蓬勃发展。学会的附属组织亚洲商业法学院于是针对不同地区的判词，以及数据保护的法律，融合起来展开研究，再由法律学会出版社出版研究报告，协助律师掌握相关知识。
学会也针对不同的专注点，比如法律和科技，不时举行研讨会，以吸引不同区域国家的律师参加，让本地律师通过交流，了解其他区域同行的工作，以便日后可在较少差异的法律制度中合作。
认证制度
为了提升本地律师的水平和肯定他们的成就，学会多年来也推出一些认证制度，肯定律师和法律专才的成就。
比如相等于英国女皇律师的高级律师（senior counsel），以及“专家认证制度”（the specialist accreditation scheme）。
1997年，学会委任首批12名高级律师，其中包括现为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的尚穆根。至今，共有63名律师受委为高级律师，他们在道德标准、责任感和工作能力上尤其特出，是律师的楷模。
另外，法律学会希望通过认证制，给予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律师高度认可，让客户知道他们是区域甚至是区域以外最好的专才律师，也同时希望启发资历较浅的律师，继续磨炼他们在专门领域的技能。
类似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地区，也推出这类认证律师的制度。
今年1月，24名律师成功申请为首批获得认证的建筑法专家。第二个获选认证的领域是海事和船务法，已开放接受申请，预计明年初公布获选名单。
最具意义时刻
回顾在新加坡法律学会的这些年，黄庆莲觉得最具意义的事，莫过于完成结合38年旧判词（1965年至2002年）的工作。
“这是集合法庭、大学、学会职员和各方心血才能完成的大工程。当时，我看着桌上的78部判词，真是感动到要哭了。”
此外，学会在1996年从总检察署接过法律网（lawnet）并进一步改善，给律师带来莫大的方便。
法律网可让律师免费查找所需资料，例如输入关键词，就能找到所要的判词，或是知道相关法令何时修改，以及修改的内容。
“法律学会所做的减轻了许多律师事务所的负担。由此走向无纸张时代，律师事务所再也无需维持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了。”
黄庆莲指出，学会面对的挑战是持续性的，即不受旧的做事方法束缚，也不在过往的成功中耽溺。
“时时必须保持创意，对新方式和新方法采取开放态度，不断自我提醒，必须破除旧观念和旧模式，跟着变革的时代走。”
也因为这样的大方向，学会求才若渴，“未来的法律专业涉及法律科技人才、法律工程师，甚至目前还未出现的法律专才。”
与此同时，学会也必须培育未来领袖，“把棒子交给他们，不仅仅是移交技能和知识，而是希望他们也继承学会30年来的核心价值观。”
黄庆莲说，未来有许多让学会和法律专业振奋的机会，包括中国科技的崛起。
今年9月底，她和学会副执行长黄丽婷，高庭法官李兆坚和施奇恩等九人，到北京、上海和杭州参观大量使用云端科技和大数据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等。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当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重新想象自己的未来时，它可以做的事很多。他们有的是数学家、数据科学家和大批的博士；这些人集合起来，让科技改变了世界。”
黄庆莲透露，学会正探讨与中国公司合作，了解它们的科技，学习如何在新加坡使用中国科技。
“中国的‘一带一路’肯定会改变世界，问题是多快而已。它给律师带来许多机会，也开拓新方法和新领域供世界各地交流。”
她说，学会的目标是培训新加坡律师，协助他们参与、连接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领域。
新加坡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当时领先法律科技界的电子入禀系统，开始引进时虽困难重重，但时至今日，法律专业已可轻松上网查看法庭入禀系统。
黄庆莲强调：“我们必须不断前进。只要我们破除旧思想、旧观念，开放拥抱改变，就已对未来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