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美国误判了中国吗？

【编者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曾于2018年3/4月刊发表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该文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外交事务》杂志7/8月刊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为题，发表了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对《思虑中国》一文的讨论，以及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的回应。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美国作者译文有少量删节，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
 

《外交事务》网站刊文：美国误判了中国吗？
中国的观点
“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能力。”库尔特·坎贝尔和伊莱·拉特纳在他们合著的文章《思虑中国》（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3-4月刊）中这样写道。当然，这里的“中国”还可以换成今日的埃及或委内瑞拉，以及1975年“西贡陷落”之前的南越。美国人常常以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改变其他国家，然而在事与愿违后又表现得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反省令人钦佩，而他们的建议也值得认真对待：华盛顿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
尽管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但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对美国感到幻灭，甚至产生困惑。在中国，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问题观察者们发现，那个我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国家越来越难以辨认、难以预测。我们也需要自省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政治极化、权力斗争、政治丑闻、对国家建制派缺乏信心、“推文”地位堪比政策声明、高级外交官跑马灯式的撤换、政府关键岗位的轮空——这些问题都曾经出现过，但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这些现象密度和规模尤其令人震惊。
川普政府掌握和运用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方式让中国的政治分析人士感到困惑。近年来，美国人总是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现在华盛顿却放弃或终止了它曾经倡导的规则，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而言，要辨别美国想要自己和其它国家遵守哪些规则、维持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弄清美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难了。
让中国更加感到不安的是，另一种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在美国，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以及主张权利的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谴责中国对内加大政治控制力度，而两者的共识在于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势力”。美国政府文件，例如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这种对中国的描述提供了官方背书。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在商务、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越来越脆弱。过去的危机，例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相撞等事件等，对中美关系形成的风暴都是暂时性的。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即便如此，中美之间的两大基本原则仍然会阻止两国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首先，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地缘政治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属于有序世界。让坎贝尔和拉特纳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得奥巴马政府从“重返亚太”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分心，但这或许不一定是件坏事。尽管川普政府给中国贴上“主要对手”的标签，但是川普政府仍旧将注意力放在了无序世界（尤其是中东和朝鲜）上。只要中国不出错，不让美国把注意力从迫在眉睫的麻烦转向中国，那么这个趋势就不会发生变化。
其次，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可能会加剧，合作潜力仍未消失。例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帮助中国应对环境挑战。同时，如果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愿意把积蓄花在美国医疗所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上。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对“中国国内一种观点日益明显，即美国（以及广义上的西方国家）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衰退”而倍感烦心。事实上，中国的智库和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了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没有形成任何的共识。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偶尔会自吹自擂，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清醒地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在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方面追赶美国。事实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美都算得上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对于中国而言，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避免把摊子铺得太大浪费资源是明智之选。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论中国》中提议美国与华盛顿建立起“协同演化”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中美两国都追求国内的发展，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并且调适两国关系使得冲突减到最小。”我认为“协同演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搞清楚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更有能力解决国内问题，让本国的民众满意，才是中美两国最具有建设性的竞争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缉思）
接触是有效的
坎贝尔和拉特纳攻击美国过去四十年对华政策失败，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前提，即美国政策目标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中国。此类批评往往把美国公开维护政策正当性时诉诸价值观的方式，与其以国家利益为先制定政策的方式混为一谈。
回想一下终极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1967年，在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之前，他曾经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阐述改造中国的必要性，但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却通过巧妙的政策把中国拉拢到美国这一边，彰显出他的真实动机：他并不想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而是要利用中国获取地缘政治优势，为美苏争霸的目标服务。
另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与中国建交而作出的努力。（我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如果华盛顿没有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就不能在冷战中利用中国占据优势。这才是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的政策考虑，而不是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虚无梦想。
基于利益的政策制定规则也有例外，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错误地决定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徒劳地想利用经济杠杆强迫中国改变行为。（作为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我曾经质疑过这种做法欠考虑，但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尽量执行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北京方面有多固执，而是因为美国将自身的两种利益对立起来，导致华盛顿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最终，克林顿总统取消了这项政策。
迄今为止，对华建设性接触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利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的合作在许多领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很渴望打入中国的市场，美国公司也凭借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产品成本。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信核扩散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垄断，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认为核扩散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并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公约》。如今，要是没有中国的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允许最优秀的学生去美国高校留学，让他们见识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向他们展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在制约滥权和腐败中的积极作用，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部分外交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变得十分专业。中国的金融家则把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技能带回国内。中国的律师受到国际标准的影响，默默起草了新的监狱法，减少了服刑人员受虐待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美国应该阻挠中国的发展吗？这哪里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很清楚，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一个新兴大国初现雏形，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也不应该成为美国充满戒心的原因。难道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的美国政府除了打仗没有其他办法与另一个强国处理好关系？
去年秋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提供给国会的证词中称，在2025年到来前，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华盛顿方面错误地认为这个结果已经注定，那么这一天将更早到来。削减国务院的预算，让最有经验的外交官员相继离职、贬低外事外交工作，都将削弱美国战略布局中外交政策的力量，导致军事措施成为唯一的手段。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美国最明智的选择是在扩大国家利益的同时保持对华接触。如果华盛顿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督促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世界传递其不准备再扮演全球建设性领袖角色的信号。相反，美国应当强调其政策将追求公共利益，而非一己私利。美国要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首先应该增加自身模式的吸引力。
（作者为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创始人芮效俭）
走到今天这一步，早有迹象
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为这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误导性。虽然没有哪个思想学派或独立观察家有资格声称过去二十余年以来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部分人的确更善于领会北京方面的动机、预测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对待中国的方法”，那么首先应当承认中国观察家之间存在差距，然后对造成差距的信念与假定加以分析。
两位作者指出，接触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未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事实上，美国方面乐观的观察家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掌握国内政治权力而愿付出的智慧、决绝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为它们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融合和民主。自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使西方领导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时，找到从全球经济参与中获益的方式，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控制其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