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上议员王国忠。
文：王国忠
今期本栏探讨两件事：一、是世界思潮改变引发的乱局，令澳洲更不应随波逐流，必须寻找自身的定位；二、是我支持设立反外国干涉法，但不要使立法变质，成为极右伤害少民族裔社群的利器。
谭保比韩莘更伤害华人社区
关于反外国干涉法，作为澳洲少数的华裔的议会代表，我曾接受不同的传媒访问，包括《澳洲人报》和《每日电讯报》。但这些报道或多或少曲解了我的原意，认为我不支持立法。 我在此澄清：我以及我所代表的少数族裔社区，均支持澳洲立法保障整体安全、主权和民主制度的完整。
目前澳洲反外国干涉的法例已相对落后，早应该更新。至于政治捐献的议题上，我绝对支持及极力倡议澳洲政党只应接受本国人士或组织的捐献，而不应接受外国政府、机构和组织的捐献。 现在问题并不出于立法原意，而是法例草拟过程的粗疏，和总理谭保（malcolm turnbull） 当初为求争取支持时诉之于民粹的那句话：“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正是谭保的这种说法，把立法的矛头指向中国，从而使华人社区卷入这场风波。
谭保的说法，使外界将澳洲华人社群视之为出卖澳洲利益的软势力，使右翼种族主义份子有机可乘。在这件事上，谭保对华人社区做成的伤害，远比韩莘 (pauline hanson) 更大。 是谭保将立法矛头指向华人社区，而不是我的访问。
什么是反外国干涉法？
很多人都在讨论反外国干涉法，但对其内容不求甚解。
法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外国影响力透明化计划法案2017》(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bill 2017)、《外国影响力透明化计划（收费）法案2017》(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charges imposition) bill 2017)和《2017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 2017)。
《外国影响力透明化计划法案2017》主要针对所有为外国机构在澳洲活动的个人及团体，规定这批人士及团体必须登记，并申报一切与外国机构的关系及资料（议案建议部份商业活动可获豁免可遭刑事检控），否则就是违法，会遭受刑事检控，与此同时此登记是收费的。
至于《2017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法案》主要重新定义所有即时或潜在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加强刑罚，包括增加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罪，以及为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澳洲政治、政府及民主程序等罪名。 较早前，联邦政府将移民部、海关和多个执法部门合并组成的庞大的内政部，只是第一步。在澳洲，巨无霸向来都是灾难，澳洲电讯(telstra) 、全国宽频网路公司(nba co.) 已是前车之鉴，新成立的内政部将比澳洲史上出现过的巨无霸大上数十倍。
而且我们看到，内政部组成后，最大的“政绩”就是以肤色作为难民引入的标准，其他大部分的正事，包括移民部的效率和处理申请的速度都显著减慢。不同的消息及报道已反映出这个澳洲史上最庞大拥肿的部门，现在内部十分的混乱。
立法不慎无异于极权国家
最令人关注的，是法例为外国游说活动作出了非常含糊的定义：任何人士或组织为外国政府、机构及组织作政治游说活动，必须预先登记，否则违法。有消息指，谭保甚至要求电讯公司和科技公司配合执法部门，读取和截取资料。
在澳洲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慈善组织、传媒、商业机构要展开调查、科研等各项活动时，难免不慎踩界。我举个例子，能源公司当初游说澳洲各级政府采用生物燃料减低排放，是否属于可豁免的商业活动？如果不是，法例如何预先作出清晰的界定，以免人心惶惶？
非政府团体 (ngo) 和传媒组织亦相继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行业接触的政治敏感资料最多，前者更需影响政府决策。
他们十分关注什么叫做“机密文件”？什么才可称作“危害国家安全”？如何定义“巅覆”、“政治暴力”和“外国干预”呢？这些西方记者在极权国家采访时经常误触的地雷，现在却可能出现在澳洲这片以民主人权而自豪的土地上。
为了国家利益和捍卫主权的理由永远说得通，现在的集权或独裁国家不也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去压榨人权吗？
我在此促请联邦政府在讨论阶段将这些笼统的概念一一厘清，不要任由令人不安的争议发酵，加剧社区的不安。
执笔之时，消息指联邦两党联盟政府争取在本月底前通过全部法案，理由是“防止 7 月五个选区补选受到外国干预”。联邦政府因压力和法案漏洞过多，已承诺作出大幅修改，并可能将《外国影响力透明化计划法案2017》的应用范围收窄，仅应用于直接代表外国政府及机关的澳洲组织或人士，但来自世界特赦组织、法律协会和不同界别的批评依然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