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 | 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提供
这场香港的峰会将以奇特的方式载入史册。事关人类伦理的重大问题，贺建奎的出现，使这场国际峰会成为科学共同体应对危机的一个剧场。我们很少能看到这一幕，它显得如此特别，史无前例，充满了戏剧性。
1
中午12:46，贺建奎目视前方，从李兆基大会堂舞台左侧登场。
他的出场方式如此特别。其他嘉宾都从观众席直接登台。只有贺建奎，一个人从舞台左侧，提着棕色公文包，穿越至舞台右侧的讲台前。
他进入会场的方式至今是个谜。大会堂入口处早就围满了记者，他显然是从别处进入的——借此，他得以躲过记者们的追问。不过，从他踏上舞台的那一刻起，这场科学震惊剧正式开始了。
在现场超过1000人的目光注视下，他一个人走过23步路，在舞台中央轻轻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半小时前仍有空位的会场此刻挤满了人，过道也被占满了。一位腿脚不便的学者试图出去，魁梧的安保人员不得不起身为他开路。
不止1000人，还有官网上观看直播的数万人。更确切地说，这两天，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没有人知道此刻贺建奎内心作何感想。表面上看，这个位于风暴中心的男人很镇定。站定后，有那么几秒，他甚至抬起头来，对着镜头笑，以满足摄影师们的拍摄任务。
主持人罗宾·洛夫尔-巴奇不太淡定。贺建奎刚开口没几句，他就匆匆从座位上站起，面朝观众说，如果现场秩序太乱，他将随时终止这次会议。
同样的话，贺建奎做演说前，罗宾·洛夫尔-巴奇就说过了。他说：“我们感谢香港大学言论自由的传统让贺教授发声。”他又补充，应当允许贺建奎发言，而不要中途打断。
与此同时，他委屈地作出解释：事先，没有任何人被告知这则爆炸性新闻即将发生，贺建奎最初提交的ppt里也并未涉及这项工作。
贺建奎开口后的第一句话是道歉——这并不让人意外。不过，他随后解释的道歉理由让人意外——让他感到歉疚的并不是研究带来的后续影响，而是相关数据在会议前就被公布了。
接着，他感谢了南方科技大学，声称学校并不知道实验的进行。昨日，有记者赶到南科大发现，贺建奎的办公室已被贴上封条，两张a4纸上写着校方的警示：“请勿进入，后果自负”。
学校或许是这场风暴中少数与贺建奎取得联系的人——这解释了为何他一开场就提及它。就在昨天，基因编辑峰会的与会人员还对他的行踪一无所知。
直到上午，仍有不知来源的“独家消息”称，贺建奎不会出席了。在他出现的一个半小时前，峰会顾问钟丽敏在会堂外安抚记者们。
她分别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贺建奎最终决定出现——人们终于有机会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
坏消息是，贺建奎决定不接受公开采访，钟丽敏让记者们将问题写在统一的纸片上，由主持人在台上抽取提问——这使很多疑问悬在半空。
2
在被提问淹没以前，如预期中那样，贺建奎首先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最先提及的是这项技术的必要性。他称hiv感染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负担”，为自己研究的正当性做了足够的辩护——当然，随后的问答环节就会告诉我们，他的辩词未能说服听众。
贺建奎从小鼠实验开始，讲到用于细胞测试的rna，再论及如何将之应用于人类胚胎实验并确保其安全。
技术原理显然不是众人关注的核心。但与会人员仍保持安静，听完他的阐述。当他结束发言时，礼貌性的掌声响起，但也有人不屑鼓掌，甚至摇了摇头。
一进入讨论环节，气氛立刻变得剑拔弩张。
参与讨论的两位科学家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马修·h·波特斯及主持人罗宾·洛夫尔-巴奇，后者来自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 贺建奎与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发展生物学家罗宾·洛维尔 - 巴格交谈。图片 | 视觉中国
贺建奎仍然提着他的公文包，宛如拽着一根救命稻草。现在，他来到舞台中央，被罗宾·洛夫尔-巴奇和马修·h·波特斯一左一右包围。他努力保持微笑，刚一落座，双手迅速收拢，他用右手掌心抱住左手，不到一分钟，又换成了左手掌心抱右手。
两位发问者始终保持风度，刚开始，他们语气和缓，发问彬彬有礼。
马修·h·波特斯一连问了5个“how many”：“多少夫妻参与了这项研究？每名母亲提供了多少卵子？一共编辑了多少胚胎？又植入了多少胚胎？多少胚胎成功怀孕并出生？”
“一共有8对夫妇参与了这项研究，其中1对中途退出，还剩7对……”
“他们都是父亲为hiv病毒携带者，母亲为hiv病毒阴性吗？”
“是的，这是研究的要求，所有夫妻也同意开展研究。我们就使用普通体外授精技术，收集卵子，然后注射cas9……”
“一共注射了多少个？”马修·h·波特斯追问。
“大概有31个胚囊左右……”
“一共注射了31个胚囊吗？”马修·h·波特斯剥茧抽丝。
贺建奎作答时，二人都礼貌地看着他。
主席戴维.巴尔的摩突然上台中断问答。他神色庄重地对观众说，人类胚胎编辑一定要注重安全性、符合伦理、公开透明，研究者需要有责任感。这次的结果在婴儿出生后才为人所知，且医学上属于不必要的医疗需求。他说，这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次日大会将发表一份官方声明。
说完，他平静地说：“我们继续吧。”
提问继续。台下，两支对专家开放的立式话筒后，提问的人群排着队。
3
问题围绕着伦理展开，具体而直接。比如：伦理审查过程、如何对两位出生的孩子负责、“参与实验的有多少夫妻，获取多少卵子，做了多少编辑”、“在知情同意的问题上，是第三方的人与受试者交谈，还是你的团队直接参与”、“作为科学家和医生的责任，我们如何在为受试者作出选择中负责，而不是让他们作出看似自主的选择”“作为临床试验的一部分，还有其他基因组编辑胎儿在怀孕过程中吗？”
这更像是一场举止文明的审判现场，上千双眼睛都盯着贺建奎。他的回答迂回婉转，并未让人满意。即便提问者强调“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他也将它们化为抽象。
他变得局促，小心翼翼，字斟句酌。
他否认外界认为的“秘密实验”，也不认为自己越界。他表示自己已经和一些科学群体讨论过，并得到了不少反馈。但他没有具体指明是什么人。
关于伦理。贺建奎坚称，志愿者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了解hiv及其药物，会在社交网络里分享信息，甚至知道最新的学术研究。
“我们双方都充分交换了信息。”他说。
至于如何确认受试者真正了解“基因组”为何物。贺建奎则说，他为每组受试者安排了1小时10分钟，以及20页的知情书，一行行进行解释。
已经降生的双胞胎怎么办？
贺建奎说要让孩子享有自由选择权，“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工具来控制她们的未来，要让她们自然生长，允许她们有选择的自由，让她们自身的潜力得到发展，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过，在她们满18岁前，父母已知孩子的基因被编辑，这会影响她们的成长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贺建奎说。
受到质疑时，贺建奎倾向于将动机解释为某种责任，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为贡献社会。
“在我看来，那些人需要帮助。有数百万家庭患有遗传性疾病，或接触传染病。如果我们拥有这项技术并且能提供给他们，这将对他们大有裨益。当我们谈论未来时，首先我会将我累积的知识透明地、开放分享给社会和世界。下一步做什么取决于社会反应。”
他声称对自己的实验：“很骄傲，我是在挽救生命”。
不过，多数人并不这么看。罗宾·洛夫尔-巴奇认为贺建奎“误入歧途”了。他未能循序渐进地做实验，造成了该领域历史的“一小退步”。与此同时，他在知情同意的程序上也做得“非常糟糕”。
“他认为他是对的，但显然不是。”他说。
